SARS危机与城市空间的重组

SARS作为一种恶性传染性疾病在大半个中国的肆虐，并向东南亚及北美迅速地扩散，无疑是对全球化、都市化的恶意讽刺。从传染病学的角度来说，高密度和接触是导致疫情大面积迅速扩散的首要条件，可悲的是都市化带来了高密度的城市空间；全球化带来了迅速地人际间交往----而这两者恰恰给瘟疫提供了快速传播的温床。

随着资本的全球化运作，都市正如一条条水蛭不停地吸食周围的资源和劳动力，而在这种竞争式的吸纳过程中都市迅速地膨、扩张。人口超过800万的大城市正不断增多，1995年世界大城市为23个（17个在发展中国家），到2015年，数量预计达到36个，而其中22个在亚洲[1]。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人口集中刺激了个体的欲望，给城市有机体不断注入燃料；另一方面城市内部个体随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运动频率随之增加、范围不断扩展从而带来了种种隐患。911事件便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异国的恐怖分子在美国境内学开飞机并劫机撞楼，使在76200平方米地段上世贸中心轰然倒塌，2801人葬身瓦砾之下----这恰恰是对高密度的讽刺。在香港，陶大花园321例SARS病例的集体暴发是对高密度的另一个警示。

SARS的蔓延使都市内部结构产生了变化。

首先是城市内产生了点状“真空”地带。这些由发病病人“引爆”的场所被迅速的符号化，地名的能指穿透所指已经成为危险的代名词，比如疫情恶化时官方所公布的已确定的危险区域----国贸1座18层、中关村大厦14层、家乐福动物园店、亮马河南路14号外交办公楼等等。这些地点及周围地区迅速成为“真空”地带，产生如此巨大吸力动因源于都市已成为一个“可被限制、使用、转化与改进的驯良身体”[2]。地点在非典时期已不光是一种地理学上的标记，它已经嬗变为大众心理的警示点，成为个体内部的真空。同时，这些业已由社会阶级地位所划分的场所在非典及后非典时期，社会等级范围的区隔进一步被强化。

其次，城市中大的公共性空间暂时性隐蔽。旧有的群众运动的模式要求大数目的个体在大空间下进行活动，从而处于一种集体受监视的状态下，达到一种集体升华的状态来对抗困难。这种所谓的群众运动把民众以公共集会、团体行动和各种身体亲密接触的方式聚集在一起，以推行执政者的非典意志，但是这种形式不可能对抗非典，只会增加传播的几率。于是在城市中，这种提供群众运动的大空间也暂时性缺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的自我及相互之间的监视、街道对居民的监视。大空间被不断的粉碎化，这种细化的后果是监视的细致入微，权力各个环节丝丝入扣。同时对个体而言，自我空间的压缩是基于对生命这一底线的珍视，从而使这种过程具有了自愿性、即时性的特征。个体的空间区域被主动或被动的压缩，达到了底线“居家隔离”。传统意义上家的概念缺失了，对家的审美、依托等社会心理学概念被明确的几何学概念所取代。“家”已用来对自我身体最后的屏蔽，于是乎我们对家进行前所未有的清洗、消毒，在形式上确立了身体的空间底线，可以说我们在为最后的空间而战。当这层底线被打破之时，家的组织被强力分解，家的空间在城市中消失，正如肌体中坏死细胞的收缩。组成家的身体被分别隔离控制起来，个体只剩下不可预知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被强大的社会权力空间所控制，医疗机构不断的审视。通过大量新闻的报道，个体通过媒体空间被大众观察并被消费。在疫症期间，个体在急剧收缩的同时被无限的放大，直到个体消失，整个过程都在无形的社会权力空间中“有序”的运行。疫症期间病逝者火化全过程的种种细节被媒体报道出来，如穿着防化服火葬场工作人员、死者火化时的红木棺材，甚至连安放骨灰都有了专门的柜子。个体有形空间的细分的同时，社会无形权力空间却不断的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权力对于城市空间的强化另一个方面是对传统现代性机构----医院----的整合。现代的权力形式即富柯所谓的“生物----权利”（bio—power）在SARS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加强。北京市已经把中日友好医院、海淀医院等几家综合医院在短时间内改造成为抗非典专科医院。同时医院被严密的隔离，在城市中形成高度权力化的空间象征。短短七天时间便建成的小汤山非典医院是最具代表的例证。参加医院筹建和病人救治的医疗人员是从全军13个大单位、40所医院、120个医疗单位抽调的1383名官兵。这种完全国家化浓缩权利的表征便是在治疗中高度的机械化，小汤山完全成为一部运转精密的呼吸机，在SARS失控时为城市减轻了内部压力，这一点从关于病人在夜间转院的报道中可见一斑。从医疗机构中的个体到其本身都已经高度的机械化、精密化，已成为国家权力的高度象征。

在城市内部，街道带状空间的意义及功能得以强化。

现代国家权力的加强首先凸现在对街道空间的有效控制上，正如第三帝国时期豪斯曼（Engene Geoges Haussmann 1809—1891）对巴黎的改造，巴黎出现了雄伟的空间和道路，这些空间不仅代表了现代国家的面貌，而且还是为了更实际的对不安分的工人阶级控制[3]。林荫大道不仅消除了不同阶级区域间产生的麻烦，还可以和街区加以区分。街道空间实际已成为现代国家的象征。从晚清开始我国的城市空间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以北京城为例，自晚清到明国的破城修路，到解放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使原有的封建城市结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民主主义国家的城市空间形态。改革开放以来，原以街道划分的“均质”的城市地块发生了异化，于是街道的作用也随地段改变。SARS的爆发使这种由于政治经济形态所区分的现状更加明显：首先是街道界面空间权利的加强。不同等级的社区通过街道界面强化，进而划分出等级的差异。比如摊开一张“北京居民购房指南图”，北京已被细化成由某某园、某某苑、某某阁等高档住区点缀的城中之城。这些“小城”以街道为边界强化了自身的独立性，在疫情来临之时便随处可见的宣传条幅和门卫。街道本身已成为区分的标识，不同类型的围栏和小区道路与城市道路交接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城市面貌。而较为低级的住区则通过街道内部的强化管理、无处不在的居委会人员使界面变得虽然透明但却不可穿越。另一种强化街道界面的方法便是标语、宣传牌，这已成为一种姿态，从毛时代的煽动性、强制性话语转变成今日变得似乎有人情味并带有电视广告色彩的说辞。但其尺度依然是超人的，巨大的广告牌耸立于路边，人的流动是被限制的，标语被强行地观看。从表象上看，政府更贴近了市民群体，但是其权利的运作依然如旧。在街道界面上的表象图式发生了变化，同时它仍具有不可穿透性，其巨幅的尺度说明话语的指向仍具有单向性，从高的不可见的位点向下俯视。城市的界面在SARS危机中被强化出来，使这种区分的隐语说辞得到了合法性的暗示。SARS只会使城市不同地域的区分加快，并不断得以强化，从而构建出一种看似开放却集体封闭的生存空间。

城市内部正进行着空间再分割，同时包裹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城市本身也被暂时性的分离出去。如世卫组织把香港、北京、天津、山西、河北等省市列为受到旅游警告限制的地区，就是把疫情城市暂时性隔离。资本无国界，资本会不停的刺激肌体的欲望，SARS也许只是一个程序病毒，杀毒之后全球资本的运作会继续加速运行。全球化带来高速的城市化，使得流动性不断地加强，讽刺的是SARS也被裹挟在全球化之中。SARS给都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疑问，高密度和流动性是否适合我们去构建一种全球化的生存状态。SARS之后，会不会有更加致命的恶性传染疾病，到那时我们的城市将如何运作，我们的生存将如何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