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具有人文“尺度”的空间，不仅要有适宜的物理尺度，还得有平等的社会尺度、实用的功能尺度、意义充满的象征尺度和可持续的自然尺度。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Better city，better life”的中文直译是“更好的城市，更美好的生活”。换言之，环境的品质决定生活的品质。好的城市，一定是一个人文盎然的城市，一个充满人文空间的城市。

那么，到底什么才称得上“人文空间”呢？我想，所谓人文空间，首先是一个“空间”上的涵义，它一定有物理的向度。它是一个与“景观”有关的问题。比如最近20年，中国城市都在加快景观建设。但是，景观又不只是风景，也是意识形态，体现着一个城市的空间发展战略。再则，作为一个具有人文“尺度”的空间，不仅要有适宜的物理尺度，还得有平等的社会尺度、实用的功能尺度、意义充满的象征尺度和可持续的自然尺度。

此外，人文空间还涉入“地方”概念。比如我这次来绍兴演讲，走马观花也能对这个地方产生印象，但不容易马上就有地方感。地方感往往来自于我们跟一个地方发生的一种非常深度和主观性的关系，比如，我们在那里生活，就会对那个日日遭遇的地方产生认同感。而在这种认同感里，更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地理学家雷尔夫就曾指出，地方感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确实的、可信的、深层的”地方，与此对立的，当然就是一个无地方感、不确实的地方。

有了以上概念，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何为人文空间的问题。首先人文空间是可及的，规划和建筑中特别强调可及性，是一个空间尺度概念；它是一个需要在最大限度上减少社会不平等的空间，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社会平等诉求的空间；它还应该是一个满足人们需要的空间，有助于人格发展和人性成长、富有意义的，而不只是给人观赏的。总之，人文空间应该是与人为善的、易居的、可及的、资源节约的和生态可持续的。

事实上，城市空间从来不是现成即人文的、对所有人友好的。它属于一个空间生产的概念。那么，空间会自我生产吗？当然不。如果我们想要创造出、成就出一个适合人类的宜居空间，不仅需要我们实在的努力，还需要人文空间理念的普及。

雅各布斯的洞见

四十多年过去了，美国人雅各布斯关于人文空间的阐释对我们仍有启发。比如“城市的多样性”、“认同一个地方是因为使用一个地方”、“赶走了人，也就赶走了人的社会关系”等。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美国人雅各布斯。她并不算是一个科班出身的规划专家，但她写的书却在美国专业的规划和建筑领域掀起一场革命。她在四十多年前写就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充满了生动的观察和深刻的洞见。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受惠于其对我们想象力和感受性的启发。

比如，她提出了“城市的多样性”。的确，城市应当有多样性，因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来自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背景。多样性会带来多样性，更会激发多样性。雅各布斯告诉我们，多样性源自四项条件：一是区域内的主要功能必须要多于一个，最好是多于两个；二是大多数的街区必须要短，也就是说，在街道上能够很容易转弯；三是一个地区的建筑物应该各式各样，但又应包括适当比例的老建筑；四是人流的密度必须足够高，不管这些人是为什么目的来到这里的，这也包括本地居民的人流也要达到相当的密度。对照上面这些论断，我们不难明白为何如今许多中国的城市没有了多样性。

“认同一个地方是因为使用一个地方。”这又是一个很多搞规划和建筑的人容易遗忘的朴素真理。通常，他们只想把建筑变成一种展示、炫耀，给人一种震撼的效果。但他们却忽视了，城市，作为一种与人们朝夕相伴的日常的空间，需要的恰恰是一种亲切的效果。没有人会认同一个抽象的、叫做“地区”的地方。我们之所以会认同一个地方，往往是因为我们通过使用这个地方或者在这个地方四处走动，对这个地方产生了亲切感、信赖感。因为周围很多不同、有趣、方便且有用的东西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所以，认同一个地方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使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展示。人文空间并非一个跟我们无关的纯净空间，而恰恰是一个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使用关系最密切、最亲近的一个空间，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人文世界。

再如，“赶走了人，也就赶走了人的社会关系。”雅各布斯的这句话一点也不深奥，但讲得非常好。就以世界城市发展中常见的大拆大建为例，事实上，这样的做法不仅仅是拆除了那些破败的房屋，而且还将人迁移到了他处，连带着，还可能挥刀砍向社区内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使之永不可再恢复。而这被砍掉的东西，正是社会学最关心的东西———小区背后那些看不到却是最重要的、把人们联系起来、让人们发生交往的社会网络。如今对于居住空间的品质考虑，主要还是物质性的，如面积、成套率等，并且把私人性放在首位，并不怎么考虑有多少公共空间可以让人们方便接触，然后重新建立社会联系。如此一来，新的居住形态往往就会缺少社会性和人文性。要知道，无论是社区、社区感，还是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具有人文意义的无形建构不仅能给居民带来社会支持，还将赋予他们更多生活意义感和价值感。

空间是种社会性生产

在如今的城市里，空间的设计已经不再围绕工厂，而是围绕着生活区域。在这样一个空间模式下，人们就会把家作为自己生命或是生活的主轴。

空间不是空洞的，而是充满意义的。城市空间是社会性地生产出来的，有着丰富的政治涵义和社会涵义。

法国哲学家列斐弗尔就曾率先提出，要从关心“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他认为，对空间的控制将构成人类日常生活中一种根本且普遍的社会力量。也就是说，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中，谁控制了空间，谁实际上就是控制了一种非常厉害的社会力量。围绕着空间一定有争斗，一定有政治关系。列斐弗尔的见解无疑深刻地启发了城市研究者们，提醒大家深入探究城市空间变化背后的权力的作用和制度的力量，而他本人也由此开启了空间政治学和空间社会学的传统。

戴维·哈维，美国地理学家，空间研究的一等学者，则要求放弃“空间是什么”的问题，代之以研究特定的人类实践如何创造并使用特定的空间的问题。这是一个充满利益和观念冲突的过程，也反映着社会各派力量对建构城市空间的主导权的争夺。一方面，在全世界几乎都一样，商业主义不断俘获内城空间，把它变成“一个炫耀性消费的空间”；另一方面，以“推进平等参与和正义秩序”为目标的社会空间生产，不得不面临纯粹金钱和权力利益的严峻挑战。可以说，为此而展开的斗争或努力从未停息过。

中国的城市空间同样形成于自己特有的国情和城市发展历程。在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空间生产都是服从于工业化战略的。那时，以工厂为核心，以提供无所不包的社会职能的单位聚合而成的单位空间，成为当时中国城市主导性的景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方向和机制开始有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文化和艺术逐步成为城市最重要的中心地带的核心功能；以空间效益本身为目标的空间战略，成为各大城市谋求更新与发展的主导模式。在此模式下，有利于发展商业、大都市景观和中心城市功能的空间，被快速地开发并成片地兴起了；同时走向衰败和消失的，则有旧式弄堂等。

在如今的城市里，地铁站、办公楼、购物中心的选址基本上取决于它离住宅中心有多远。空间的设计已经不再围绕工厂，而是围绕着生活区域。在这样一个空间模式下，人们就会把家作为自己生命或是生活的主轴。人们关心的是经营这个家，接受了以家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也将把更多精力放在对家庭生活的经营中。但“以家为中心”无疑会产生对公共空间和集体活动空间的某种疏远，这也是当下的城市空间实践带来的新问题。而当城市开始走上追求空间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人文空间的理想也会渐行渐远。

空间如何以人为本

随着城市改造，街道在旧貌变新颜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夺去了街道的丰富性、人文性，模糊了保持在亲切记忆中的街道印象。

伴随着多年来的城市更新与改造，我们告别了里弄，告别了小巷，住进了公寓，有了汽车，进入公寓加汽车的时代。我们住的空间增大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生活的空间品质全面提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的人文空间正面临受损甚或消失的威胁。

1、孩子到哪里去玩

雅各布斯认为街道就是孩子玩的地方，丰富多样而富有活力的街道有助于孩子的人性成长与人格发展。孩子们会使用各种方式玩耍，而他们那种玩耍方式的魅力正在于那种随处都在的自由自在的感觉，那份可以在人行道上跑来跑去的自由，这与把他们限制在一个圈起来的地方完全是两码事。

雅各布斯还提到街道生活的教化作用：在实际生活中，只有从城市人行道上的那些普普通通、形形色色的成人身上，孩子们才能学到成功的城市生活所需的那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即使人们互相间没有任何关系也必须存有的、哪怕是一点点的对彼此的公共责任感。当大人对着孩子大声嚷嚷，告诉他不要跑到马路上去，或不要往地上扔果皮时，这个孩子不仅仅在注意安全和环境卫生方面得到了一种公开的教益，更多的是，他还非直接地得到了一种体验，即这位与他非亲非故的街坊认为自己对他承担着某种责任。

今天，弄堂正在消失，人行道变窄了，马路也变得更危险了。在这些地方也不见了孩子们的踪迹了。那么，他们去哪里玩？也许去了游乐园，去了主题公园，但这些地方正是被大人刻意圈起来的，连玩的方式也多半是被游乐设备固定的。很少再有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更少有与同伴一起玩耍和游戏的机会。哪里是孩子可以真正游戏的空间？哪里还能成为孩子习得社会化经验的场所？

2、自行车出行越来越难

我在报告的一开始就将“可及性”视为人文空间的基本品质。那么，对于城市道路资源而言，它的可及性就体现在路权的分配上。有路权，就有可及性；无路权，就没有可及性。而路权在不同交通模式中的分配，也就决定了不同道路空间之间不同的可及性程度。

中国曾经号称“自行车王国”，而如今，自行车出行在城市却是越来越难了。不少城市的许多马路对自行车设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欧美流行的绿色交通理念，倒是非常强调：在公交车之外，“步行第一，自行车第二，小汽车最后”。比照中国城市的路权安排，少有行人和自行车优先的路权思想。因为其根子里并不那么以人为本，而是以“汽车为本”。更确切说，是以小汽车为本。当然，随着城市的边界不断向外铺张，必然对空间的机动性有不可遏止的要求。“以车为本”的交通模式，如果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主要的出自这样的空间格局和空间秩序。然而，如果从中心城到外围的空间距离都在15公里以上，那么，自行车出行客观上就不再便利。换句话说，空间尺度的变大损害着自行车出行的合理性。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自行车路权有意无意的冷淡和歧视。

3、街道怎么了

随着城市空间的改变，我们的街道发生了哪些变化？主要表现是街道变宽了，有时甚至宽到让人难以从容穿越的地步。这仍然是个“可及性”的问题，看上去也许只是空间设计上失去尺度，根子里实质上是社会安排缺少人文关怀。如今的道路规划偏爱汽车，所以马路越修越宽。就以国内一些大城市的马路为例，原先跨度多半在15米以内。现在多数马路路幅加倍，40米以上的都不算稀罕。穿马路成为畏途，此是一难。又是由于偏爱汽车和速度，许多马路对行人实行路口隔离，过马路须穿地道、翻天桥，对于老弱病残行人而言，又是一难。

“快车道抽取了城市的精华”，雅各布斯这一犀利而准确的断言完全适用于批评今日中国大城市中心的快速道的问题。再以城市高架道路为例，它不仅在无形中隔断了自然空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破坏了社会生态。它把适于人们彼此遭遇和交往的街道变成了更便于汽车通行的快速干道，又把有机的社区分割成彼此难以互动的部分，损害了城市生态的社会有机性。

街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与人有关的几乎一切故事、一切活动、一切意外，都易于在一个充满人文品质的街道上发生着、展开着、邂逅着。我们从少年时代就熟悉了这样的街道和街道生活。然而，随着城市改造，街道在旧貌变新颜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夺去了街道的丰富性、人文性，模糊了保持在亲切记忆中的街道印象。人们不禁困惑：街道怎么了？

普通人也能创造人文空间

在城市改造和社会福利制度变迁的复杂影响下，公园产生了多重的社会效应，并成为人们获得新的社会交往和自我肯定的社会空间。

在报告的开头，我们讲了人文空间的基本元素：空间、景观、尺度和地方，这只是方便分析的说法。更进一步来讲，一个对人善意、给人方便、能丰富人性、刺激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人感动的空间，实为一种总体性的体验，而不是片段的感觉。是审美性的，更是道德性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空间，会给我们带来新鲜经验，但更经常的，是唤起我们的记忆，撩拨我们与一个地方之间那层深切的联系和集体记忆，定义了我们在人文性空间中徜徉的感觉。也只有具体化的集体记忆，才成为我们个人的城市记忆和空间经验。而这个经验，实际上就构成了我们新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构成了我们有意义的文化体验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身份认同的一个主要来源。

呼唤城市的人文空间，从社会学的分析看，是重视环境品质与人类行为的关系。一个好的城市环境，可成为人性成长和人际互动的空间。不仅能给人带来心理愉悦，还能有力地激发正确的行为。一个让人人都感到亲切而熟悉的、有地方特色的环境，更容易培育人们对它的归属感。反之，一个包含有错误意象的环境，则会令人不安、失去方向感，甚至发生价值的混乱。

今天的报告中，我谈了自己对人文空间的理解，批评了城市空间中种种缺少人文关切的现象与过程。最后我乐意分享我的研究、我的发现。它讲述的是一个城市的普通人如何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人文空间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公园晨练的故事。比如在上海，每天这个城市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公园参加晨练。不错，这不是最稀松平常不过的事吗？公园是公共空间，人们去公园如何关乎人文空间的创造？对此，我想说的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公园故事都关系这样大的社会学话题。如在欧美，人们锻炼只是为了健康。但在我们的故事中，有社会变革，有城市改造。在变革中的中国城市社会，个人开始不得不比以往承担更多的对于自己身心健康的责任。对很多人来说，公园晨练就是他们对自身所感受到的这种变化的应对。他们为健康而走进公园，最终获得了比健康更多的成就。

我的研究发现，在城市改造和社会福利制度变迁的复杂影响下，公园产生了多重的社会效应，并成为人们获得新的社会交往和自我肯定的社会空间。比如，为应对公共医疗资源的短缺，晨练成为中老年人的自救之道。晨练者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多去公园，少去医院”。于是，在空间生产的意义上，公园替代了医院，成为生产健康福利的场所；在空间创造的意义上，公园替代了里弄，成为维系人际互动的社会空间；在空间体验的意义上，公园成为生成和充满生活意义的地方，支持了晨练者的人生。也就是说，在传统市区街坊内的邻里交往之便因大规模的旧区改造而失去后，在经历因社会变迁而被边缘化的遭遇后，晨练的健康成就和交往成就令晨练者获得新的自我认同与肯定，建立起新的社群归属感。

下面的话原本是对青少年说的，现在来看也能对所有的市民说：让这个城市不只以它的高楼和商业繁华闻名于世，也以它的文化和富有意义的人文气象傲然于世；让这个城市的青少年从它的历史、文化创造、品位和大气磅礴的氛围中，养成性格和态度。                                                                     

于海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北欧中心研究员，上海慈善基金会荣誉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社会思想史、城市社会学、社区与志愿组织研究等。主要著述有《西方社会思想史》、《西方社会学文选》（中、英文版）、《城市社会学文选》（英文版）等，其中《西方社会思想史》获国家教委第三届优秀教材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