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刊于《设计家》2007年4月号
    春三月，绵绵细雨中的杭州。传说中苍山绿树环抱的万松岭凤凰山脚下，那些我们曾经听过、见过、读过，关于多重身份、不同版本陈耀光支离破碎的印象片段，在安静湿润的空气里慢慢洇濡开来，聚集还原成一个现实饱满的立体。他没有呈现给我们比以往更闪亮的灵感之光，也没有表现出更强的思维逻辑。真实和诚恳是这个立体的神采。

   “设计师象猫”，“设计是一件有了钱以后才发生的事”，“不要一碰到‘文化’二字就显得沉重”，“大可不必强调使命感”。自我调侃也好，离经叛道也罢，“我有的时候甚至不希望自己被报道成一个非常正面的人”，陈耀光的“如是说”，让我们想起上一个世纪转折点上，在无神的荒漠上跋涉的尼采——“对真理的信仰以怀疑一切迄今为止所信仰的真理为起点。”
 
 才情需要宽容的环境

    陈耀光生在杭州。杭州也许是一个宽容的城市。这个城市没有北京那么多的社会关注、没有上海那么强的经济欲望，她只是在阴柔细雨春暖花开的情调中脉脉追求着某种自然的、情感的、才情的表达。而这样的环境给陈耀光的才情提供了孕育生长的土壤，再没有比和谐生存关系更让人舒展的事情了。

    如果说先天成长环境得天独厚，那么后天事业成长空间的和谐，则是陈耀光自己和环境和内心不断对抗的结果。

    “我幼年时受父母的熏陶学习过绘画，但他们并不是学院派的画家，而是在家庭艺术气氛中寻找快乐创作的那一种，我是在这样淳朴的环境中慢慢体会形式感和视觉美的。13岁，有一次住院，跟邻床小病友在一起玩橡皮泥，比他做得更快、更生动，得到大人们认可那一瞬间的满足感，决定了我一生可能都会从事跟视觉有关的工作。这个过程很偶然，但很有趣。”
    当陈耀光沉缅于童年游戏的回味时，我们发现，这种对“有趣”的迷恋，是他艺术生涯的开始，也是他在一切实践过程中最想捕捉和留驻的体验，更是他与环境和内心抗争时的动因。

    1984年，陈耀光和那个年代的艺术青年们一样，怀揣成为艺术大师的梦想，成为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第一届环境艺术学院室内设计专业学生。但是，到了美院居然拿着三角尺和丁字尺在上课，理想和现实的反差让同学们对自己的专业产生了对抗。二十多年过去了，陈耀光仍然清楚地记得，生动地为了证明室内专业没有被艺术抛弃，争取到美院学生上人体课的权利，当年自己和首届环艺系的同学们曾经在学校走廊里敲着饭碗抗议：“画人体呀！画人体！”

 后来，“终于画到了人体！”

    美院毕业后，陈耀光进了浙江省最大的建筑设计院，在那里扎扎实实地学了许多基本功，同时也填补了单位里只有建筑设计没有室内设计的空白。但陈耀光的生动、无序和丰富性与他身处的工作环境着实是一场误会，他与单位体制的不融洽维持了8年，直到终于看清这样的等待无疑只会导致个体的疲惫并且无法摆脱失败的宿命，于是在1995年，辞职创建了杭州典尚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在艰难创业阶段，“我是一个既追求完美又很急躁的人，也不是很懂得管理的方式。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后来，随着知名度和同行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压力也逐渐变大。2003年，在经历了8年抗战之后，既渴望被更多的人关注，又承受着成名之累的陈耀光，厌倦了城市的速度、高度与密度，开始考虑放慢脚步，为自己创造一个能有更多内心生活的工作环境。2004年8月，杭州万松岭脚下南宋遗址旁的大院里一幢七百平方的老房子里，带着做了一回甲方的诸多感慨，陈耀光开始享受这里大自然生命的芬芳。“这里没有电梯、没有等待和拥挤，有的只是几十年的大树和蓝天，还有蓝天下茂密树荫中悬挂的灯笼，窜跃的松鼠，让我们再次领悟最昂贵的设计理念：并不是什么主义，也不时什么风格，而是环境。与大自然保持亲近简直是奢侈。”

    今天，陈耀光这个曾经系统地接受过空间设计教育，与中国室内设计行业共同成长的设计师，感叹“设计需要通过技术来完善，但技术绝对不是设计的全部。其实设计真的需要有艺术气质的人才能做好。所以只要一个人有文化修养和艺术气质，就有成为设计师的天分”
    而一个优秀设计师的艺术才能和气质，是需要一个宽容的环境来呵护的。
 
 文化是一种归属感

    陈耀光认为，设计师在拥有了一定资历以后，就要学会调整自己，生活方式、心态、价值观，也包括自己的设计方向。“我现在的兴趣点不是要追求大而全的东西，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一些富有人文气息的空间里。我有很多做大而全的机会，比如诸多市政大厦、众多国家级银行，但这些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因为有更多的人做的比我更专业和更标准。我关注的还是一些可能微小却很有人文趣味的作品，就好象我对中药铺就很感兴趣，那里面可以闻出许多久远的光阴故事和意境来，让我想起悬壶济世的情景，想起胡雪岩的人生和众生渴望健康的表情，画面感很强。来自历史的声音和气味，那才是我的画面兴奋点，而这些东西在市政大厅标准化的空间里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近年来，从已经完成的嘉兴大剧院、李叔同纪念馆、杭州韩美林艺术馆、浙江美术馆，到即将实施的北京韩美林艺术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文化类公共空间作品，为陈耀光赢得了诸多荣誉，更让他拥有了对文化空间室内设计的绝对话语权。

   “不要一碰到‘文化’二字就显得沉重”。空间文化并不是像历史学家、哲学家所描述的那么抽象，它是具体的，具体到每一个地域是不同的文化底蕴，具体到每一个空间是一天中每个小时里发生的具体内容。具体到嘉兴大剧院没有艺术标签地文化空间；具体到浙江美术馆，陈耀光认为那应该是一个相当宁静的空间，希望其中能加入一些青苔的颜色，因为浙江的空气是湿润的。如果你来过浙江来过杭州，在梦里去回想的时候，这里就是一片绿色的茶园，绿树成茵，微风细荡。街道上的人群祥和、朴素，行人的步速也很慢，到处都是一片小桥流水的江南景致，绝对不是像西北高坡上那些雄壮的建筑一样伟岸而干燥。

    文化空间应该以内涵为主题，不能让装饰符号喧宾夺主。“我在做美术馆的时候，会考虑将馆内要展示的绘画作品放在第一位，所选的就大多是水泥，钢板这样色调偏灰暗的材料，以衬托出聚光灯下那些亮丽的艺术展示品。”

    现代人文地理学派及现象主义景观学派都强调人在场所中的体验，强调普通人在普通的、日常的环境中的活动，强调场所的物理特征、人的活动以及含义的三位一体性。公共空间中的人这个主体，他们的移动、穿梭、过渡以及体验的一系列意象轨迹，都是文化空间构建的要素。设计师要考虑的就是人的感受。陈耀光认为设计师都应该好好观察一下蚂蚁是怎么搬家的，最好能够坐在树下面看一个下午，看看这种群体的爬行动物是如何在空间里进行它的行为轨迹的。公共空间要研究的其实也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人群进入你的建筑空间内，你的空间设计会呈现出一种动态的氛围，人群会有一种期待感，想要融入这个环境。这就是空间的文化。
 
 不承担被夸大的使命感

    在中国当下建筑业史无前例飞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尼采预言过的“文化大平庸”的时代，中国的设计师背负的是对社会、对历史、对公众的神圣责任。

    陈耀光与某些环境的不合作、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项目、不追随公众审美水准的设计，等等这些都证明他是一个自我的人。一个自我的人虽然有时流于对个体情绪的关注，但也可能更容易进入到自我探寻的领域，更容易达到自我觉悟的境界。

    “我一直在努力追求一种快乐的设计，但是也未必真正做到了。设计作为一个产业必然会屈从于商业的需求，所以设计的快乐只能是相对的。我想我们实际上是征服不了这个世界的，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规则，使它往我们的理想轨迹上来靠拢。既然这已经是一个铁的事实，那么我们不如把握好现在，把我们所爱的行业做得相对飘逸一点，赏心悦目一点，对得起自己就好。”

 至于责任，那是公众享受之后的评价。
 
    “我经常在想，让我从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现实环境里消失 ，找一个小茶室，带上一本自己小时候喜欢看的书，在那里一个人傻傻地呆上两三天；好几次我都想一个人徒步沿着我从小长大的杭州走一圈，看看里弄，逛逛西湖，哪怕放弃一天的睡眠也无所谓。”

   “现在我一定要这样做一次！”当这位人称杭州设计界的“大哥”，自称经过了“灰色中年”的陈耀光，聊发少年之狂时，我们不禁感慨：处江湖之久，而真诚没有被磨灭，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