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始终说我们所看到的，
但首要且更难的是，
我们必须始终明白（see）我们所看到(see)的。
——柯布

为了审查他们的良心并促其悔改，
我向这帮人挑战，
他们以其野蛮的仇恨，恐惧，懒散
和精神上的匮乏
致力于用可耻的暴力
从事破坏和摧毁
在这个时代，在法国的土地上的
最美好的事物：
想象力，勇气和创造的天赋
尤其是建筑艺术，
那里，理智与诗性是弟兄
智慧与热情联盟。
当大教堂是白色的时候
欧洲曾一度组织起她的各行各业
以满足对技术的紧迫的需求。

—— 柯布，《当大教堂是白色的时候》

今天的话
在法国被占领期间（二战），法国的现代建筑被控对其压倒性的混乱担负一定的责任。它背叛了传统，并揭示了一片不详的未来。顺便提一句，控方是纳粹当局，正如莫斯科的专制政权。在那段令人沮丧的日子里，我出版了：与Francois de Pierre-Feu合著的《在四条路上》、《巴黎的命运》、《人类的避难所（家）》，以及由Jean Giraudoux作序的《雅典宪章》。然后，我组建了旨在建筑革新的“建筑者委员会”，这一组织几乎向所有人开放，包括：艺术界、科学界、建筑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等等。十一个下级委员会每两周聚一次，一个月开二十二次会议。人们被召集起来研究“建筑业的领域”。作为这些会议的主持，我尝试指导他们对相关的几个主题的研究。只有任何未被利益和欺骗所玷污的思想才能开辟其道路，照亮其前途。在可能的情况下，论文将被提出并发表：《关于城市规划》，《三种人类的法则（The Three Human Establishment）》等等。有一天，巴黎美院的一些年轻学生请我去开一个工作室。我拒绝了他们的请求。“那么请至少给我们一些建议！”结果是我赠给这些学生一本设计相当精美的小册子。它很快印完，并在书店销售一空。又有几年过去了，巴黎美院的学生非常执著的又一次邀请我去开一个柯布工作室。“谢谢你们，亲爱的年轻朋友，但我必须说不。我能教什么？生活的哲理？七十岁的[老人的]哲理？”1927年随着有苏黎世的Willy Boesiger主持出版了《柯布全集》，“柯布教程”出现了。这个非凡的家伙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建筑师。三十年的时间把他的（当然也是我的）头发染灰了。我决定该书（全集）的内容：其中没有任何奉承之言，浮夸之词，只有完美的文件。其中包括所有的平面、立面、剖面，对每一个慎重考虑的作品进行规范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解剖。通过解说的文字，详尽的标题，必要的标注，Boesiger使该《全集》成为现代教育的宣言。这至少是我的教育宣言。亲爱的年轻朋友们，我已经用这种方式回应了你们的请求。此外你们不想让我成为一个教皇吧？不是吗？你们可以去鉴别我的《全集》中的思想，它忠实的代表了我正如我的生命之于肉体。当它（生命）抛弃了我，啊，……

                                              1957年9月6日巴 黎

献给建筑系的学生
应某些同学的要求，我今天和你们谈话，其目的是为了消除我们之间的代沟以建立诚恳的交往，为了驱散持异议者许多的误解，让我们抛开那些坏的信念，假定我们同为我们所创造之物的信念所激励：你们，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和我，带着不减丝毫的巨大热情，基于四十年的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驱策我去进行新的探索。

混乱
今日建筑的状况如何？社会从未如今日这般失去方向。我们毁坏了物质进步与精神生活的天然要素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手段与我们的目的无关。我们缺乏所有的方向感。就建筑而言，这种混乱达至其顶点。一种拜占庭式的心理状况剥夺了文明所拥有的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来实现的有价值的目标。在其拥有最为伟大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人类失去了方向。法国，西方文明的灯塔，居于混乱的中心。国内和国外，我们机器社会所要求的努力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调。虽然我们必须重建被战争所毁坏的整个行省，但确切的说，这只是全部问题的一小部分。经过多年的停滞，一个国家当然应该进行建造和重建，正如同组织细胞的再生或家庭中子女的繁衍，每一代新成员又加入到永恒的生命游戏中。
唉！我们睡得这么安稳，如同覆盖在国土上的灰尘。我意识到这些灰尘代表着极为辉煌的过去。这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她曾异常活跃，警醒，富有魄力，极具勇气，喜爱冒险，欢愉，乐观，响彻着喇叭声与歌声，以其遍及一切领域的伟大艺术令人眩目。这一片土地长期以来被尊为民族之女皇。但这由尘埃构成的谄媚的光环如同熄灭已久的沸腾火焰之余烬。我们是在沉睡，而不是在一块一块地建立新的文明，一百年前，她伴随着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而诞生。然而，正是在这里，比别处更多的人已意识到问题之所在。整个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这里不乏]在思考，发现和呼吁的预言者……但回报他们的是批判，侮辱和反对。他们，那些科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和艺术家被称作找麻烦的人。在那些危险的年代，对技术革新的蹂躏与征服使我们感到一种哲学上的紧迫：意识的革命必须跟上来。千百年来的价值被质疑和破坏，以机器的速度失效，新的知识涌入这片国土。曾经熟悉的联系被瓦解了，人类，以某种方式被异化，在传统的小径上蹒跚，他意识到在其周围充满了被遗弃的恐惧：他的家，他的街道，他的城市，他的郊区和他的乡村。新的建筑物，充斥着恶臭，不负责任的丑陋，侵犯和污染着大地的景观、都市和人心。这是一个被推至陋习之极限的完全的“胜利”，一场“圆满”的灾难。
百年的疯狂，人，无论贵贱，在地球上撒满他们行动的垃圾。建筑死掉了，建筑将因此而生。从此以后你们必得想清楚。独立的年轻人，无拘无束且不含偏见，有能力创造新建筑[得以]绕其生长的核子。他们的长辈沉溺在那些单调陈旧的游戏里，乐此不疲并已成习惯。于他们而言，冒险的时机与滋味已终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生于此无可比拟时代的年轻人，这一页是为你们翻开，将在空白处写上你们的伟岸与激情。
本国的教育丝毫也不能激励你们献身于创造性的努力或是与自我持续的战斗，它从未停止要求你们往后退。回顾1941年以前，他们掐住“现代主义”的脖子。但想一想那许多的人吧，在其（现代主义）产生的过程中把他们的心投入战斗。随后，各地的重建被一战所破坏，我们多年的疏忽所造成的后果是如此显眼。作为在法国发生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建造事业之总结，我们只能在账本的卷宗里写上一个大大的零。这次巨大的机遇仅仅造成财政上的收益。1927年，在相当异常的情况下，正值日内瓦举行联合国大厦竞赛之际，学院派幽灵的僵化达到顶点。这是我们时代的新建筑之发端，决定其前途命运的时刻，人们将在两种生活的表达方式之间进行裁决。这次竞赛的利益丰厚，参赛者人数众多。向日内瓦提交了377个方案，若将其首尾相连，延至八里尚有余。学院派正在磨砺其武器，等待时机，施加压力，突袭，撕咬，扼杀……本应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开辟通往新时代道路的决定成为对公正的歪曲。凭借一系列暗中的手脚，你们的一位老师①，以其特有的天赋，把这场竞赛搞成一出玩世不恭的闹剧。他逃避了刑事法庭的审判，但他无法逃避时间的裁决。他的诡计得逞了。第二天，计谋的受益者，那个偷袭者宣称：“……我仅为艺术的缘由而高兴，而参与竞争的法国队，他们的目标是破坏和野蛮。我们把某一种建筑称为是野蛮的，或者宁愿称之为反建筑，在过去的几年里，它们在北欧和东欧制造了大量的噪音，这种风格之恐怖，不啻于我们二十年前曾有幸镇压的新艺术运动的花饰。这是对历史上一切美好时期的否定，是对好的品位和常识的诬蔑。这就是破坏。吉人自有天下……”参赛的法国队的成员中有Nenot先生，协会成员之一，曾与Flegenheimer先生临时合作，是瑞士日内瓦省的建筑师。上述傲慢自大的申明的作者是索邦神学院的（巴黎大学前身）的创建人，顺便说一句，他也是应对罗马的伊曼纽尔纪念碑负责的人之一，那难以启齿的倾倒在永恒之城心脏的一堆白色大理石，是对观者的眼的痛苦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冒犯。上文所提及的“反建筑”并非真的来自东欧，它就来自法国。这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建设者们不懈地对算术，新材料，钢材，钢筋混凝土和玻璃，以及对当时尚在酝酿中的反映伟大潮流的美学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这些人是：拉布鲁斯特，埃菲尔，圣吉埃，de Baudot，托尼–嘎涅尔，奥古斯特–贝瑞。这是一种有力的建筑学，只是在战后的几年才开始在北欧和东欧产生影响。你们能够看到在这样一个竞赛中暗示了方向的问题。船舵突转，退回到旧规则中去的阴谋得逞。幸运的是，生命是强大的。虽然联合国大厦采纳了学院派的设计，但为了有效的满足物质的需要，学院派的那帮人不得不剽窃和歪曲其对手的解决办法②。这一令人反感的事件的结果是：CIAM（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于1926年6月在萨尔河畔举行的一次会议中诞生了③。在现代精神的感召下，来自世界各地的主要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汇聚一堂，努力在共同的基础上建立对于基本人性的考虑以指导建筑与城市规划艺术。除了法国，其余各成员国迅速从CIAM的工作中获益。其中的一些国家对她们的代表委以重任，[这些国家]包括：荷兰，比利时，瑞典，芬兰，西班牙，巴西，美国，瑞士及其他许多国家。又一次，尤其是在1917年世界博览会，法国的CIAM小组参与国家发展的请求遭到拒绝。该组织通过发表《雅典宪章》进一步澄清其立场。这就是由Jean Giraudoux作序的城市规划宪章。在1939年的全权统治时期（Full Power），这一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和诗人强烈呼吁他的祖国立志于崇高的理想：精神的伟大与思想的高贵。多年来，法国，这个伟大的思想的实验室，却选择了漠视，阻碍，反对和压制她的革新者。近来发生的事件使得这种忽视所造成的危险结果变得明显。她曾是伟大的建造者的土壤，伟大的建筑学传统的家园，伟大的建筑艺术革新的发源地，然而今天，她的精力陷于停滞。这片发明了尖拱的土地，发明了钢材、玻璃和钢筋混凝土的土地，其命运必然是联合其全部的青年人，以自信和信念激励你们去冒险，去品尝危险的滋味，去利用你们的能力完成那精美异常的工作——建造配得上你们同胞的居所。我很愿意在此向诸位表明我们实际上急需在整个法国建设配得上人、他的工作、他的财产、他的习惯和他的思想的居所。让我们一起来对付混乱！

房屋建设
任何旨在长久之计的社会的合法追求首先是给人提供一个居所，庇护其免遭自然力和窃贼的侵袭，最重要的是在其周围不遗余力的维持一种平和的家庭氛围，于是他的存在可以在不违反自然法则的前提下展开。但这一目标与今日令人难以忍受的住宅无关。它们不过是一个粗陋的妥协，它们是为金钱驱动的力量所导致的结果：利润，竞争，仓促——所有这些动机剥夺了人的尊严，迫使其屈服并使其遗忘了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这一最基本的权利。你们知道么？在鲍扎（Beaux-Arts），世界最大的建筑学校之一，居住的问题从来就不曾列在其课程表上。从未有人关心一个人的居住环境：日复一日的生存，那些呆在街头的钟点和片刻，在那些广场上，在他的房间里，一天又一天，从婴儿一直到死亡——所有这些场所都潜在的具有影响和激励人的力量。从我们睁眼开始生活的时刻起，这一切就构成我们意识发展成长的背景。当我们在1920年创办《新精神》杂志④时，我们就给予居住以基本的重要性。我称之为一个“居住的机器”，因而要求从其中获得一个完美清晰的解答。这一意义深远的纲要恢复了人在建筑学中的中心地位。我从未对这一表达感到遗憾，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美国——在美国，机器就是国王。字典告诉我们“机器（machine）”这个单词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原意是“技能（artifice）”和“装置（device）”，“一个建造以用于产生某种特定结果的工具”。“装置”这个词把问题表述得很清楚，就是指控制日益危险的状况并从中创造出充分且必要的生活构架。经由艺术这一媒介，并致力于人类的幸福，我们就有力量通过提升我们的生活而使其充满光明。我坚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追寻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解答，为了我自己和其他人受到教育和启发。我做设计，做演讲，写书。在我的二十本书和三本杂志⑤中，居住无可更改的成为建筑和规划的首要目标。这是一种极为革命的态度，尽管我费尽力气，仍然不断的遭到左翼和右翼人士如潮的批评，还有学院派的强烈反对。
1935年，光辉城市诞生了。“光辉（radiant）”这个词不是偶然采用的，它的意义超越了仅仅功能上的涵义。它带有意识的特征，因为，在这危机的年代，意识自身亦危在旦夕，它比经济或技术更为重要。在最终的分析中（考虑到我们时代巨大惊人的事件）唯有意识才能决定我们的工作计划。并且它应当拥有这一权力。该主题被作为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五届CIAM会议的导言：居住与休闲（leisure）。“我们感到紧迫的是在这个协会的工作中，将最高的优先权给予我们时代决定性的，首要的事实：经过百年的征战，辩论和混乱，现代社会已经达成这样一个结论，就是，给人类建构一个新的家园将无疑决定一个文明的特征。通过创造一种新的居住形式，机器时代的第二阶段进入一个普遍建构的阶段。这是一种积极，乐观，人道的努力，将带来‘实质的愉悦’。它超越了技术的问题（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它是对一种新意识的纯粹，实质，根本的表达，正是在这一新意识的光芒下，我们因此能正视建筑与规划中的问题。每个新社会创造反映其自身的住宅，这即构成其社会生活的框架：人和他的避难所，城镇和国家。”⑥法国被宗派主义搞得四分五裂，每一派致力于一己之私。于是在建筑领域：一个充满热情的作者最近向一份如他自己一般被天真地鼓舞的专业杂志提交了一个伟大的未曾预料的发明：多米诺（Domism），房屋的建筑科学。他表明我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我们互不信任，我们被由我们的迷惑所支持和培养出来的幽灵所隔绝。
睡美人在她沉睡的森林中醒来。鲍扎学院（The Eclo des Beaux-Arts）正在抛弃它的罗马式的宫殿（罗马？为什么是罗马？这个问题尚未得到解答。）迈向人的居所——住宅，或者多米诺，使人登上舞台，一个普通人，自然而且合理，一个属于今日的生命。在这场戏剧中，建筑将是他的伙伴。看，那舞台上的主角。Marie Dormoy，在她的书《法国建筑》中，非常迷人的，看上去不含偏见的，把二者置于对立的位置上。一个人要赞成“学院派”就必须要反对“现代派”（虽然我用这后一个词是有条件的），但这不能不令人遗憾：现代精神的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宣称：“建造为先。”另一个：“建筑是阳光下熟练，精确和辉煌的形式之戏剧。”在当前的机器革命中，算术和技术是前驱者，领先于这样一个结论，有一天，这个结论必将成为重组我们混乱生活的工具。这种重组，仅当一种建设性的变革已确然发生并拥有其自身解放的方法时，才可能成为现实。这是事情发展的自然顺序。用争吵来填满这个时代将会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这两个阵营将由谁来领导？一方面，由具有非凡天赋的承建者（architect-contractor），他们从企业创办者（entrepreneur-builders）中退下来，特定的性格使其在世纪之交，致力于混凝土的研究，致力于将其有效地用于建筑。经过一辈子与已经竖立的专业派别（他那些有文凭的同事）的斗争⑦，经过一辈子将勇气和专业上的完善致力于建设性的使用一种为学院派所反对，羞辱和禁止的材料，他成功了，他胜利了。甚至在其有生之年，在他的晚年，他获得了荣誉。他的所有努力都指向这一个而不是别的方向。现在你们已经猜到了我们的英雄：奥古斯特–贝瑞，和另一个人——你们真实的（Yours Truly柯布本人）。
除了许多其它的要求之外，建筑艺术需要我们更为重视我们被虐待的“同胞（brother-man）”，我们所正在讨论的住宅正是为他们的使用所准备的。这里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需要考虑的问题，关系到城市规划。这就在建筑革命的脚下。在这个标题下将允许创造性的精神来讨论美学问题并且同时毫无恐惧的从事实践。城市规划具有深刻的传统，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真理：传统就是面向未来的最可靠的向导。传统乃射向未来之箭，而非射向过去。传送（transmission）即传统真实的含义，它的实在。因而城市规划又一次从时代深处出现，它的使命是给予我们文明属于自己的家园。
从未想过要去反对奥古斯特–贝瑞，恰恰相反，从他的工作中我受益匪浅，我尤其致力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家——城市规划。[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采用的是从学校学来的规则：从内部作用到外部。这一规则，我认为，同样是自然和建筑的法则。让我来阐明之：人（这一生物总是在我眼前：他的尺寸，他的直觉，他的情感。）坐在他的桌边。他的视线停留在他周围的物体上：家具、地毯、窗帘、画、照片及许多其它的物体都对他有意义。一盏灯或从窗口射入的阳光给了他光明。于是有了光和影，二者极端的对比如此有力的影响了我们的肉体和灵魂：光明和黑暗。房间的墙围合着他和他的所有物。我们的人站起来了，四处走动，离开他的房间前往某个地方，无论何处。他打开他的前门并离开他的家。他仍然在一个房子里：走道、楼梯、电梯……现在他在街道上。室外是怎样的？是令人反感还是引人入胜的？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我们的人位于城市的街道上，紧接着，他前往都市外的乡村。他没有一刻能逃离建筑：家具，房间，阳光，人工光，空气，温度，他的住宅的功能和组织，建筑，街道，城市环境，都市，都市的心脏，布满小径的乡村，它的桥，它的房子，树和天空，自然。建筑和城市规划影响着他的每一运动。一切事物都暗含着建筑：他的桌椅，他的墙和房间，他的楼梯和电梯，他的街道，他的城市。令人愉悦，平平常常或是使人厌烦。甚至令人作呕都有可能。美或是丑。幸福或者不幸。我们的人一从椅子里站起身来，城市规划就与他发生关系：他的住宅和邻居住宅的位置，从他的窗户看到的景观由市镇当局、街道上的生活、城市的形态所决定。你现在可以看到没有一刻可以放弃[对建筑的]警觉和[对人的]关怀。你们可以看到为了我们的“同胞”的利益，我们需要兄弟般地致力于建筑和城市规划。物质和精神的需求有待一种与之相关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来满足。你能看到这一目标的统一性，这一责任的整体性以及建筑和城市规划庄严的使命。
许多人还未意识到这种对全体兄弟般的关怀正危在旦夕。建筑的使命要求其仆人为之献身，献身于住宅（一个庇护工作，财产，习惯，也庇护人的思想的场所）。建筑是爱的行为，而不是场景和道具布置。
值此过渡的时代，一种文明消失了，另一种取而代之，献身于建筑犹如成为一僧侣。你必须奉献自己，怀抱忠诚并从事赠与。作为回报，建筑将给予那些倾其全部存在于她的人一种特殊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伴随极度痛苦的劳作之后的光辉诞生而来的一种恍惚（trance）。这就是发明的力量，创造的力量，她使人能奉献其自身最佳的部分给他人带来欢乐，那只能在家里找到的每日的欢乐。

建筑
对于你们中那些臣服与维尼奥拉（Vignola）和“建筑三段式（three orders of architecture）”的学习的人，我愿在此给出建筑的真实图景。它由源自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的精神价值所决定，并借助技术因素来确保一个思想的实现。进一步说，它取决于工作的强度，它的有效性及持久性。意识，即是人生目的即是人。技术就等于在人与其环境之间建立联系。技术乃学习的结果。另一产生激情的因素是与自我斗争的结果。雅各与天使。通过持续不懈的关注，从孩提时代开始，对个人的行为进行训练，个人的天赋（此乃命运所赐），无论伟大、普通或渺小，都能够被净化，提升和改善。出于同样的原因，涣散，懒惰和漫不经心伴随着日常生活的进程将导致同样天赋的退化。
技术是理性的事，但也得之于天赋。然而，意识则取决于个人的品质。这一边是经验，那一边是反省。知识与价值属于文化的范畴。建筑可以被定义为综合的文化，因其涵盖的范围如此广大。至少这意味着建筑大大超越了工程师的限制。今日的“建筑”成为人们称之为艺术的种种嗜好之一，以这个词来掩饰其卑鄙的虚荣与交易。凭借那些所谓的学校自身能够培养建筑创造力的双重根基（twofold-source）么？我对此质疑。显然，[在那里]心灵被远远的置于主要的潮流之外。在文字的限制之内，让我们来给一系列的事项拟定一个秩序，但请记住，在现实中它们同时起作用。

1) 天乃大，为万物之先，为气候之源。太阳与子午线所成的角度对人类的行为施以基本的限制。热带雨林气候、灼热的内陆气候、温带、中寒或寒带及许多其它的地域条件对该地区的生活施以某种地缘模式（geographical patterns）的影响。我相信对光的渴望乃人之本性。在温带，我会毫不犹豫的让我的家充满光甚至太阳。
1942年，我向阿尔及尔市的有关负责人提交了一份全城及其周边地区的控制性规划。这个规划旨在塑造该城及其周边的二十个行政区五十或一百年的未来。我的规划乃是十年时间彻底的研究的顶点。它并非一大堆论文，拼起来象一张摩洛哥地毯。只有工作图，十五张图表和一份三十页的报告。虽然如此，最终完成的工作，可被当作实施的平面，包括北部非洲所有的气候条件以及大地景观的特征（海，萨赫勒草原，卡比利亚山，阿特拉斯山脉）和当地的地形条件。这些基本的地质构造（architectonic）细节充分扎根于这些自然现象之中，希望在实施的计划中能够得到重视。以这样一个计划为例，它将有可能确定这片土地上的法则（the Law for the Land），并将我们引至一次辉煌的革命行动。没有它，什么也不可能发生。有了它，建筑将再一次找到规则，获得不屈从于武断教条的形式上和整体上的自由。
我们的规划依据北非的太阳来构思规则，虽然我们所倡导的建筑要素，在功能布置，尺度和材料上都是全新的，但对太阳的法则的服从使它们与当地传统的阿拉伯建筑形式不容置疑的联系在一起。所以，太阳的法则，是你们首先要关注的。

2) 由宽广的层次分明的土地，成片的水域和植被，岩层和天空所构成，覆以成段或成丛的植物，一直延伸至远景，为地平线所围合——场地（site）是由我们的眼提供给我们的直觉，理智（intelligence）和心灵的营养品。场地是建筑构成的基础。我在长途旅行的过程中认识到这一点，那是在1911年，我背着背包，从布拉格出发，远足至希腊和小亚细亚。
我发现建筑与其自然的场所相关。不仅如此，建筑表达它的场所。这是那些已获得对场所的控制的人们才拥有的雄辩的语言：帕提农神殿，雅典卫城，比雷埃夫斯（希腊东南部）港口及岛屿，甚至是简陋的圈起他们的羊群的矮墙，伸入水中的码头和港口的环形。再或者德尔斐面向诗坛的那三块立方体，等等。例如阿尔及利亚，在高海拔处有些能令任何建筑师高兴的东西。从海的边缘到皇帝城堡，大约是655英尺高，敏捷的攀上去，我们可以看到海平面渐渐变得接近垂直，然后，卡比利亚山出现了，且最终我们看到了阿特拉斯山脉。[这一切]充满了潜在的诗意。所有这些都是你们[建筑构成]的元素，我的建筑师们。你们的平面，迄今为止仍局限在一个房间的那几平方英尺，现在可以被扩张，直到形成一个伸展至水平面边缘的帝国。你对平面非凡的控制力和你的草图说明一切：他的眼睛，在其灿烂的外表之下，被赋予知觉、理智和心灵。
从外面看，你们的建筑作品将对场地有所增益；从里面看，它必须整合场地。我们在1927年为联合国大厦做的平面之所以站得住脚就是那些理由。[参赛者]所提交的大部分构思，希望显得宏伟，就象天外飞来的堡垒重重的栽在田园牧歌式的阿尔卑斯湖里，泡在水中的绝壁上插满了老树或饰之以缀着花朵的草皮。我会对陪审团说：“我们的大厦位于林间的空地上，为绿草所环绕，它甚至不会去打搅一株蔷薇花……”每一扇窗都将开向牧歌式的风景。多么完美的环境！在此，将为世界和平而工作。

3) 尺度在每栋建筑中都应当被考虑，一种尺度即代表一个时代，它是精神的标尺，是由我们控制的技术手段和力量的标尺。今日这样一种尺度正在被加以研究，如果我们愿意，与过去相比我们所拥有的技术资源几乎是无限的。机器的速度影响着我们将要建造的东西的尺度。现代企业的新尺度远远超越了那阻碍着当代社会发展的小气的结构。胆小鬼在这一边，有勇气的人在那一边。
让我来引一个例子，又是来自阿尔及利亚。为了给轮船，火车和汽车建一个新的终点站，一个工程师Renaud和一个建筑师Cassan，采用了现代尺度。我们在1931年为阿尔及尔作控制性规划时也推荐了这一尺度。它是如此粗暴，如此革命，如此崭新，我们称之为“炮弹规划（plan-Obus）”
通过研究巴黎近几年来的发展，我们也会发现试图增长的尺度。这种增长实际上并未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是受新技术的影响，但却是由一个日益保守的政权来指导。结果是你们所看到的：Vosges广场，Vendome广场,协和广场，残废军人广场和练兵场。现在从飞机上看到的景象粉碎了我们的任何限制，压倒了我们的渺小，嘲笑了我们的无能。从巨大的城市上方飞过，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二十世纪的作品。一切都是破碎的，孤立的，局部的，完全丧失了一致性。现在那些对拟定国家重建的原则负责的个人的特征就是缺乏思想。除非我们反抗，否则，在过去曾压倒我们的对责任的遗忘和退让仍将剥夺我们将来可望获得的任何尺度的努力。

4) 建筑必须能够被通过（walked through）和穿越（traversed）。它决非某一学派让我们相信的完全的图形错觉，围绕某些抽象的点组织起来，这些点假装是一个人，一个空想出来的人，有着苍蝇的复眼，并且视线是同时环绕一周的。这样一个人根本不存在，而且作为这种误解的结果，古典时代为建筑的全面解体设置了陷阱。相反，我们自己的人在头的前部有两只眼睛并直直的向前看，我们的人四处走动并变换位置，在一连串的建筑现实之间移动。他再一次体验通过运动的秩序所得到的强烈感受。这是如此真实：建筑将被判是死还是生，取决于运动这一准则在多大程度上被漠视还是被非凡的开发利用。

5) 当一个人在谈论外部的运动时，他就是在讨论生与死，感觉的生与死。在讨论内部循环（circulation运动）时，更是如此。在非正式的意义上，一个生物有时可以被称为一个“消化管道”。让我们同样简单的把建筑定义为内部循环，且这不仅仅是从功能的角度而言。（每个人都知道为了解决在现代建筑物中严格的设计问题，工业建筑、行政中心或公共建筑都被迫将办公室以一种僵硬的秩序布置，常常就是沿走道呈直线排列。）建筑就是内部循环，这更多的是出自情感上的理由：作品的千姿百态——如同交响乐一般从未离开我们——在比较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踏步把我们置于这儿，然后又把我们带到那儿，让我们的眼来享受墙以及墙后的期盼，揭示出人意料的空间的门提供了期待与惊奇；或者是从窗或洞注入室内的阳光所设计的黑白分明的影；或者是远景，无论是建成的[建筑]还是处女般的[自然]——如同尚处于创造中的完美构思。内部循环的质就是作品的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规定，因为建筑的组织与建筑的本质目的有着密切的关系。
好的建筑是可以被“通过”和“穿越”的，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那是活生生的建筑。坏的建筑就是僵死的围绕一个固定的，不真实的，虚伪的点，这绝对异在于人类的法则。位于Leman湖畔的180平方英尺的小房子，位于Poissy的萨伏伊别墅，我们的联合国大厦方案，东京博物馆，还有苏维埃宫（1932年我们应邀向一个限额的国际竞赛所提交的方案）；所有这些建筑，彼此之间如此不同，都取决于赋予内部循环以完美无瑕的秩序。然而，我们对这一基本原则的坚持既未得到尊重，也未得到体谅。在莫斯科，我们的建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在巴黎，则常常被人当作布尔什维克。

6) 不仅如此，苏维埃宫的设计要求借现代技术手段提供给想象力最大胆的发明。其结果有时会令人惊骇，但它们当然是正确的，所以把我们的方案弃之不顾而采用传统的建筑形式是愚蠢，或者说，是犯罪。据此，这个能容纳14000人的观演厅被设计成一个最纯粹的瓶（vase，暗示纯粹空间），模仿半开贝壳的双曲面。观众席上的每一个点，即观众的每一成员，在天花上都有一个相应的使声波产生偏转反射的点。纯粹的数学，通向和谐的钥匙。不仅如此，观众席上的每一个点都能不受阻碍的看到舞台和大厅的中的任何一个点。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消除了舞台与观众之间的任何障碍。此外，声学中引人注目的难题与重力法则无关。其所要求的解决更近于生物学而非静力学或材料力学。走已被抛弃的路大体上是没什么用的。
一个巨大的抛物线形拱，300英尺高，材料是钢筋混凝土，被置于管弦乐队的上方，通过埋在地下的支撑体从外面撑起来。在约三分之二的高度，一个巨大的墙板从两个支撑杆上垂下来。八榀有力的钢桁架的端部就插在这支撑杆里。钢桁架的另一端架在从大厅的另一面竖起的支架上。天花就悬在这巨大的八根钢桁架下，用无数的杆件连接，使其悬于空中。天花由两层仅几英寸厚的混凝土薄壳组成，距离为6英尺7英寸。因而，其功能既能作为声音的反射板又作为隔热层。结果是：这个大厅，几乎和协和广场一样大，无任何笨重的支撑，绝对的自由，被举在高处如同朱迪斯擎着荷罗孚尼（基督教《次经》故事人物）的头，提着他的头发！

7) 这一肯定的事业没有屈服于（世界上某个特定的）地区的压力。技术，计算与实验室研究的产物，乃是全世界人的遗产。这一点在中世纪非常清楚：哥特式拱券发明的消息传遍了欧洲的每一个角落，由西至东，由北至南。在我们的时代，钢材与钢筋混凝土技术具有同样的普遍性。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这些材料。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片天空或任何一块土地能声称其独占[该技术]。然而，在穷尽这些[技术]力量的潜力时，所用的材料应该是安全的，受过检验的，服从于严格的控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可能都是合成的，并由阻力系数所控制。这些现代材料如：波特兰水泥和各式各样的钢材都是很好的例子。在建造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建筑并非绝对的服从于任何严格的程序，恰恰相反，墙、楼板和拱等等的建造将依从于当地的习惯，采用当地的木材工厂、木匠、石匠和泥瓦匠所用的材料。这些材料可以是当地的自然资源，如石块和石板，也可以是当地传统制造业的产品，比如砖瓦。[这些材料]作为日常环境的一部分，以其令人熟悉的特征把过去与现在统一起来。习俗，其中某些已有千年之久，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伙伴。这些与环境友好的协定是值得慎重考虑的。我们能从中得到一种安全感，一种归属感，并且这正是一切建筑所从发生的神秘珍贵之源。建于巴黎大学城的瑞士搂的曲墙就是一例：它是由一个迷恋其工作的石匠按传统的“磨石”风格垒起来的，并且，它与近来在桩基结构上的发展不无关系：简洁，如我们的骨骼结构一样强壮且合理，却又令人无可抗拒的兴奋。
于是，大学城的导师们因这面传统墙找到我们，他们给我们一些种子，让我们种植一些蔓草，“这些东西在六个月内将覆盖住这可怕的墙。”然后他们还定了一些灌木种在墙基处，企图把墙完全隐蔽起来。我们的长辈，夸耀其传统，却要压制我们；但晚辈们，面对我们传统墙的成功，鼓掌……

8) 那么，在这儿让我们记一下用哪些东西来谱写我们的交响乐：太阳的法则；地形；尺度；揭示建筑本质的外部循环；内部循环；由技术发明带给我们的无限的资源，在必要时与最传统的手段调和着使用；最后，在引进新材料的同时保留永恒的材料……无论是做一个周末别墅还是大型公共建筑，无论是一个水电站大坝还是一个工厂，对我们的挑战都一样。在这片国土上没有任何地方的建筑可以等闲视之。每一个都有它的重要性，每一个都扮演一定的角色，并且，每一个对此都承担一定的责任：是使这片土地变得更美还是更丑。每一个都是一个整体且又仅仅是一个片断。民族被这种人造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塑造。从一个踏步到另一个踏步，从一条街道到另一条街道，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当热情已致力于建造我们周围所有的每一个物体，难道其向我们展现的魅力会有任何间断？

9) 我谈到和谐且暗示了由我们自己造成的突然打断我们快乐的灾难。一个适合音乐的专业术语（和谐）……正是如此！建筑和音乐是一对姐妹，都是给时间和空间定比例。我们的感觉与之如此紧密相关以至其中即隐藏着我们通往玄奥的最高形式，上帝的语言。源自于建筑的感受取决于距离，尺度，高度，体积。数学拥有到达——或者远离——整体性的钥匙。
你们相信么？建筑的钥匙，比例，弄丢了，被遗忘。比例，在某一时期意味着一切，引导人类到达神秘的中心，已不再是让我们考虑和担心的东西了，它被抛弃。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比例，这种不同寻常的视觉[要素]（难道我们不是和用眼睛来衡量的东西打交道么？），能涉及形而上学，从而把物质引向精神。比例可以成为蠢人不会认真对待的玩具，但如果我们把这一视觉要素置于支配性的地位，我们可以令游戏少受一些威胁。
让我帮你们回忆一下咱们的那位坐在他的桌子跟前的人：他已经站起来并穿过所有的房间。他聆听环绕其周围的物体所讲述的语言，[那些是]他的同伴，他的热望的目击者。在他的家里布置得如同一个美丽的思想，当他四处走动时，它们对他说话。家具，墙，对外的开口，他那舒适的小房间，都对他说话，一生中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年就在这里展开。你们注意到我一次也没有提到立面，那个词是你们[学院派]学习的基础，它常常成为一块遮羞布。不：我们正涉及到一个诞生于你们思想的生命，他里面有一颗心，他坦率的表达自己，借一个简洁的外部平面毫不装腔作势的把自己与外界隔开……从来不是别的什么。开着窗的实墙，一直是房子的基本要素，即使是个棚屋，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地方，远在那些用学位来奖励无能的学校出现之前。

10) 于1933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五届CIAM会议，致力于创造有价值的住宅。它应该如何建造？通过表达结构还是压抑它？我所说的“压抑”不是指压制或反对。我所说的“表达结构”是指：肯定结构的各组成部分，让结构显露出来，并让这一趋势成为我们建筑的中心原则。表达还是不表达一根柱（超越其承重功能）只是一个属于个人的美学问题，我们不要在此诡辩。我们可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但这只不过暗示了解决方式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如果你喜欢，可以很容易地开始无聊的争吵。但我们今日所面对的是更为严肃的问题：“我们打算建造的东西的本质是什么？”必须引入结构系统中的健康[秩序]与必须用以指导我们项目的是同一个秩序，在平面和剖面中表达它。当解决的问题不是关注与某些方面，而是本质时，建筑的命运将被决定。

11) 刚才，当我致力于捍卫我创造的权利时，你们听到我召唤历史为我作证。历史曾是我的导师之一，并将继续是我永远的引路人。任何一个深谋远虑的人在涉足建筑创新的未知之境时都不可避免的将其创造的活力建基于前人的教训之上，由时间所设立的路标具有人类永恒的价值。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遗产归于民俗学（folklore），这一表达意味着在民众传统中盛开的创造精神之花，这一传统的领域从人类的家园一直延伸至神的居所。什么是创造精神之“花”？体现精神的传统中的一个环节（对那精神而言），每一环节确切地说是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在自己的时代是一次创新，实际上常常是一次革命性的贡献。只有这些忠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历史的见证；模仿，剽窃，妥协将被抛弃，实际上，被摧毁。
敬重历史是一种孝顺的态度，对一个自身具有创造能力的人而言是自然而然的，这甚至如同一个儿子对父亲所怀着的爱与尊敬。从我最初的日子起，我就一直致力于学习民俗学；所以后来，我能够倾尽全力介入保护阿尔及尔迷人的阿拉伯式宫廷免遭破坏。（他们想把它夷为平地仅仅是因为它庇护了太多坏孩子！）另一次，我保护了马赛的旧港口，交通部轻率的考虑将它改造成南部公路系统的主体道路交叉点。还有一个例子是巴塞罗那的老城。在那里，我借机提出了一个发展我们城市遗产的具普遍性的方法。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阻止我的批评者们指责我企图系统地摧毁过去。

12) 你们决不能把这种尊敬，这种爱，这种钦佩与那种儿子向父亲显露的傲慢与懒惰混为一谈，那个儿子坚决的要求放弃自己和任何个人的努力而仅仅向他的顾客提供祖先的作品。作为这种可悲的缺乏才智的结果，这片国土被迫穿上民俗学的破衣烂衫。一支由精神上的胆怯，匮乏，贫穷的贱民所组成的队伍正筹划着，甚至现在都在准备着在城市和乡村盖满冒牌的建筑。愿梭伦惩罚其罪恶。
当年我23岁，经过五个月的长途跋涉，我到达雅典和帕提农神庙。山墙依然挺立，但神庙的全长已不复存在。柱和柱头被土耳其人一度存在那儿的火药炸得粉碎。以敬畏的，不安的，感到惊奇的手，许多星期以来我抚摸着这些顽石；这些顽石，当将其从现在坠落之处移回原位时，就能奏出你所能想象的最为惊心动魄的乐章：无处不在的号角声，神的真理。触觉是另一种听觉。无论雕塑或是建筑，当它们的形式无懈可击的成功时，就能被亲吻；实际上是我们的手不由自主的伸向它们。
在我回到西方之前，曾经过那不勒斯和罗马，在那里我看到“建筑的秩序”可疑的应和着在雅典卫城上教授的真理，我简直不能——请听清楚——不能接受维尼奥拉？是什么可憎的协定把现代社会和维尼奥拉绑在一起？我落入了学院派的深渊。让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学院派是一条不思考的道路，只适合那些害怕创造的痛苦的人，虽然发现的欢乐超过了对痛苦的补偿。

13) 但维尼奥拉不是民俗学！在钢筋混凝土和钢材的出现及维尼奥拉不可避免的垮台这一背景下，今日的民俗学显然成为一柄双刃的利剑，某些人可能就会将这柄利剑向钢筋混凝土和钢材挥去，虽然它们牢不可破，而且实际上已经获胜了。对民俗学的研究不能提供给我们任何魔法般的处方来解决当代的建筑问题。它[只是]亲切地讲授人类深刻，自然的需求，正如它在那些经受住时间考验的解决方式中所揭示的那样。民俗学向我们展示了“裸人（naked man）”，给自己穿衣服，用工具和物体包裹自己，有房间和一栋房子，在适当的满足其最少的需求之后开始有了些剩余，从而可以允许他享受其巨大的物质和精神的幸福。多少世纪以来所有这些已得到检验和证明，其结果是形成了与场地的法则和气候之间的一种统一感和一种深刻的和谐。除火车外又增加了其它的快速交通工具。经过百年的苦恼与喜悦，镇压和解放，世界已变得乱七八糟。在历史上的此时此刻，要我们来进行清晰的思考，要我们来探索一种摆脱困境的办法，要我们，在一种喧嚣的，当人类对事件的发生失去控制的时刻重新找到道路和重新探索一种尺度，用以制止混乱，平息我们世界中的不均衡——我们所有不幸的源头。这里，民俗学向我们指出一个诗意的目标，旨在培养我们的感受性，对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性本能的表达。民俗学乃传统之花。花……我用“花”这个词，意味一种“展放”，有力的思想的爆发。我并非想要误导你们在你们的画或雕塑，装饰或陶器上模仿花的形态。民俗学是学习的材料而不是仅仅被利用的某种东西。
对民俗学的研究是一门课程。我们伟大的学校可以做的[比以前]好得多，如果把他们的学生送往法国的乡村而不是罗马。摆脱罗马的限制，从生机勃勃的乡村汲取营养，装备以现代的技术手段与工具，然后建筑师们将联合起来毫无异议地努力创造一种新的民俗学：这一重要的任务必将在机器文明时代的人类生活中受到欢迎。在这些问题上，我与Georges-Henri Riviere，国家民俗艺术与传统博物馆馆长，完全一致，还有Urbain Cassan。这些人，在一帮青年建筑师的支持下，致力于从全国各地收集那些为我们获得适当知识所必需的资料。在我们沉沦与失望和毁灭之前，等待我们的机器时代开始考虑创造一种属于它自己的文化之时，这些人想通过科学的分类，编目和保护我们的遗产中一切为时间所侵蚀，为这加速的机器时代的破坏性所威胁的事物。这些投入到这一受感召的，几乎是宗教性的事业中的年轻人正在这一过程中受到教育和启蒙。迟胜于无！

14) 对民俗学的研究只是最近才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科学中的一支。这得益于崭新而非凡的获取信息的手段：当前具有多功能性的摄影术，电影，留声机等等。这种新科学就是人类学（ethnology），其最基本的材料就是精确的文献。这些文献的纪录，听觉的或视觉的，塞满了我们图片资料室和档案馆的书架。从现在开始，这些资源使我们得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其他人怎么生活，使我们获得迄今为止还不易接近的文明的知识。
拥有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投入到时间的深渊中去，但我们立即处于快速学习和理解的位置，甚至是嫉妒与羡慕。Jean-Jacques曾谈论过或是Votaire的休伦湖中曾描述过与我们的远祖相像的自然人，但他们仅仅是近似的描述；今天，他们就在我们旁边。经过乘地铁到Chaillot宫的短途旅行，我们就到了他们的家里，我们能看他们，听他们，突然的加入他们，体验其活生生的习俗、信仰和仪式。不仅如此，无数与他们的生活相关的物品被收集起来并展示于此。最后，详尽记录的文件，无论大小，给我们全部的图片，包括环境最为隐秘的细节。我们看到场地，它的植物群和动物群，在城镇、住宅和庙宇中或战时所使用的器具。你不能孤立的看待这些东西的意义。这些与我们自己迥异的文明已被大量发掘出来。最早的发现是在艺术领域。最近对考古学的重视以及由新的印刷机械带来的可能性所引发的热情（我们的世纪是“纸的时代”），使得曾束缚我们命运的“邻接性”这一规则被推翻了。以前，我们或多或少只对周围二十里内的事物比较熟悉。我们直接向父辈学习。一代平稳的追随上一代。由于古代文明的衰落，当蛮族入侵时，革命性的思想仅当有新的知识来源时才出现，比如十字军东征，康斯坦丁堡的衰落，美洲的发现……
长久以来，这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不能触动我们。学院派的自满自足把绘画和雕塑搞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陈词滥调。突然，人种学（ethnography），一种现代科学，的出现使我们的观点得以更新。重要的艺术形式，绘画与雕塑，现在被有力的刷新了。我们正面对着“立体主义”这个陌生术语的全部内涵。自从战后的几年起，建筑已被其富有成效的激进所触动。但真正的城市规划尚在酝酿之中，它们既未出现，也未得到清晰的阐明。我们目前的工作是意义深远的，因为这里又一次不可避免的出现意识的问题：我们还有旧帐要还。对你们而言，自然、意识和艺术作为一个整体激励我们去学习，你们应该理解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必须掌握的统一。

15) 为了把你们引入建筑，我的推理方式将我引向那个最高点，灵感之源。我谈到意图。作为建筑学金字塔基石的各种抽象方法的具体化，都由一个意图来统帅。技术关注于拯救，对材料的选择，对功能的解决，等等；但最终完成的成果的价值将仅仅取决于你们的意图的质。也许你能成功地使你的住宅成为一个宫殿，一个回响着笑声的宫殿；通过严格的对待建筑的每一个细节，使其成为你一直在梦想的宫殿：一所房子，为一个人[设计]的朴素，诚实的家——贯穿我的一生，我一直为这一信念所激励，我的房子就是宫殿，无论采用多么简单甚至廉价的材料，或是由戴奥真尼斯(Diogenes希腊的哲学家，公元前412-323)自己委托的任务。高贵的情感获胜！

16) 在思想的领域里，如果不保持警惕，深坑、陷阱和圈套会误导和毁坏建筑师。我们追求的伟大决非浮夸之词。只有纯粹才能达到，但纯粹亦招致恐惧。为了保护白化病人的眼，我们胆怯的文化周围满是粉饰和纯灰色画。当今的人们对于曾用于多立克或中世纪的色彩的力量如此无知。他们也不知道金子、镜子、丝绸、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期的毛毯的清晰透明或闪闪发光。其他时代贵族的力量，健康与欢乐打动了我们这些尚缺乏必要修养的粗人。当前出现的，曾长期为社会所困的迟来的意识革命，甚至将于未来的某天影响到我们的穿着。女人们已走在前面了。她们的风格和时尚是如此大胆，敏感，富于表现力。看看1942年的年轻女子，她们的发型反映出一种健康，乐观的见解。她们走向前方，头戴金的或乌檀木的王冠。但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或是文艺复兴时期，你们这些小伙子都蓄着和她们一样的头发，有着天使长般的光辉，战神般的力量和阿波罗般的英俊。但女人窃去了你们的雷鸣！
我们的衣着完全不适合我们的需要。我们也放弃了使用色彩，那生命的确切标志之一。从1910年起，我相信白色涂料具有这样的品质：提神，纯粹。但实践使我确信如果你想要加强那美妙，鲜明的白色，你必须在其周围布置少许明快的色彩。在了解钢筋混凝土提供了产生“自由平面”的可能，摆脱了堵塞空间的[承重]墙体的限制之后，我们开始尝试用建筑色彩来限定空间并赋予其多样性，因为，色彩是生命运动的反映。使用大量的色彩使生命自身茂盛，兴旺。
且我看今日之生活，就我们所感兴趣的住宅问题而言，只有当它找到一种与今日由书籍、收音机、录音机、报纸和杂志所带给我们的绝对的新自由相匹配的价值时，才会繁荣滋长。它们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超越了时空，年龄和习惯。对我们时代的意识已延至一个无限广阔的范围。我不敢断言任何东西，我不知道这种新自由是值得庆幸还是值得懊悔。然而无可争辩的是，我们所研究的知识领域因此也必将有所不同，我们对[生活]同伴的选择亦是如此。我所说的[同伴]是指所有我们喜爱的围绕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物品，这些物品与我们保持一种持久的联系，对我们而言它们是现代的，虽然从实际的年代看并非如此。这些不合时宜的物品决不能用时间尺度来衡量。只有在精神上绝对不同的事物之间才存在隔阂。我们所意谓的现代，从感知的层次上说，就是具有相通的灵魂的事物。所以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事物都渴望建立这种兄弟般的交流。因此书籍里充满了有说服力的神话故事和插图。这些出自人类灵巧双手的人工制品，能够按其固有的特性被赋予意义。唤起诗意反应之物就是指那些凭借其形状、尺寸、材料和耐久性值得在我们的家里占据一个位置的物品。一枚被大海抛光的卵石是一例，另一个可能是被河水或湖水磨圆的破砖，或者是骨骼，化石，树根，或是有时几乎完全石化的海藻，或是一整块贝壳——如瓷器一般光滑，或是希腊或印度风格的雕刻。裂开的贝壳向我们展示其惊人的螺旋结构。所有这些种子，燧石，石块和木块组成了自然的代言人的华丽服饰。你们用手亲吻它们，用眼凝视它们，它们是能唤起[某种东西]的伙伴……以它们为媒介，我们和自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我有时用它们作为我的油画与壁画的主题。借助它们，[事物的]特性出现了：雄性和雌性，植物和矿物，萌芽和果实（黎明和正午），每一种光影（棱镜折射出的七种颜色，或是泥土、石头和木头那无言的色调），每一种形态（球体、锥体和圆柱体及其不同的断面）。我们男人和女人被投入到生活之中。我们用变硬和削尖的感受性(sensibilities)来产生反应。用我们的精神，创造我们精神的产品。我们是积极的——决不是被动的或是心不在焉的。我们在行动且我们因而参与。在我们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我们是幸福的；在与自然的直接接触中，我们获得了力量与纯粹，统一性与多样性。
我希望你们把这些造型的现象用铅笔记录下来，这些感官生命的证据，这些如此雄辩的表达，虽然受到自然与宇宙法则的制约。卵石、水晶、植物及其所有的局部甚至将其意义扩充至云和雨，甚至是风化作用——那至关重要的地质现象。它们甚至扩展到飞机（我们的职业装备之一）向我们所揭示的神话般的景象：我们看到那自然，我们的避难所，只不过是狂暴元素无休止的冲突的战场。
这些将取代对古代石膏像的沉闷的研究，它使我们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理解变得如此迟钝，如同教义问答手册夺去了圣经文句的雷鸣。我们逃避色彩固有的活力正如我们逃避建筑解决方法的活力。即使是你们的老师也承认我们尚未对此采取必要的措施。仅仅在昨天，你们最大的学院之一，鲍扎艺术学院的领导宣布：“我们开始用混凝土建造，但我们仍然在石头中思考。”特伦先生的言论证明从奥古斯特–贝瑞到现在的四十年时间还是不够的。这就是在钢筋混凝土的发源地，法国，的建筑教育的官方负责人中最坦率的表白。但当记者一背过身，难道这位老师没有告诉他的学生什么不应该做，[并指着]Rue在Nungesser-et-coli上的公寓楼的照片？他难道没有告诉他的学生们这是一个他们永远不应当效仿的榜样，因为它是用混凝土建造的，而且确切的说，是“以混凝土的方式思考”的？罗斯金（Ruskin）的真理之灯仍未被点亮。
技术与感觉，建筑的基石，是易碎的组合（a fragile team）。指导你们教育的老师除了帮你们把宽阔的，绝对无限的水平线上的门打开之外，不应做更多的事。表彰你们的学习的学位只应当承认一种权利：跨过门槛。一旦你们的学习结束，你们将开始发现全部的艰难。你们将从这样一种职业中获得荣誉，在此，你们工作的成果将由你们的发明天赋，你们的纯粹，你们的取决于性格的优点和德行来塑造。现在你们将发现自己日益面对生活中的全部虚荣、贪婪和仅有的全然的逆境。从现在起，你们孤独了。你们的学位绝对没有给你们任何权利去啃政府施舍的面包屑。我的发言显然是以面前的这一主题为背景：建筑。在其之外，你们可以毫不费力的“继续干你们的事”且“获得成功”。

一个研究工作室
就这个宏大的主题，我们可以无限的继续我们的讨论。为了在此回答你们中某些人的提问，在所有与建筑相关的问题上我已斗胆陈述了我的观点，直率的创造了我本人和我的思想的纪录，毫不掩饰的指出其他人曾嘲笑地或非常聪明地四处传播的谎言的谬误。某些人可能希望看到我在鲍扎艺术学院指导一个工作室。在我1939年所著的书《在四条路上》⑧及1929年写的《澄清事实》⑨中，我明白表示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学生应该自己选他们的导师。这里也一样。我从未准备教书。更糟的是（或更好），我从未接受过任何适当的教育。我每一样都是自学的，甚至连体育也不例外，直到35岁我才意识到自学所造成的极大痛苦。我不打算劝任何人步我的后尘。在联合国大厦事件之后，1930年左右，一群你们的同学邀我与他们一起在鲍扎建立一个工作室。当时我正忙于从事个人的研究，并且由于我常常要周游世界，我拒绝了。相反，我建议他们去试试我的老同伴，奥古斯特–贝瑞。在与他共事期间我们有许多的争论（常常是由他挑起的），但我一直深深地尊敬他。我对他也这么说，[你们可以]告诉别人并用笔记下来。1908年到1909年间的14个月，我在他的工作室里象个奴隶般的工作，并从中获益匪浅。我并非忘恩负义之徒。今天你们又一次提出了要求并发现我的思想背景有所不同。以前，古典派和现代派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两者不共戴天，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客户，自己的追随者，自己的狩猎范围。他们几乎藐视和平！如今，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有责任（也有必要）向对方解释清楚我们自己以打破许多的壁垒，驱散误解，放逐那吐火的怪兽并澄清模糊含混之处。我感到我们必须解释自己以达成相互谅解。就我而言，我一直试图精确地和坚定地阐明我的立场。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二十年时间，我增加了二十本书。多么自负的或唐吉诃德式的企图！专家们，那些由学院派教育出品的建筑师们永远不会原谅我写在《新精神》（1920）中的前三个章节，“建筑师的备忘录”，也不会原谅后面的三个，“视而不见的眼睛”，同样不会原谅作为前面部分结论的短文，“罗马的教训”，“平面的错觉”，“精神的纯创造”。他们称我为诡辩家，并视而不见，宁愿固执己见，宁愿不读我写的东西，以为这样就可以忽视我的存在。与此同时我的书在国外出版，从法国出口并免费向政府宣传。但学院派们反而读Camille Mauclair的书，他出版的一本合集，书中的十五篇文章是写给Le Figaro用以在一次论战中攻击现代派，这场论战是应木材、石材、瓦、石板、和锌[等建材]贸易协会的要求发起的。对我的直接攻击成为他第一篇檄文的材料，这篇文章在瑞士的Neuchatel当地的一份叫做La Feuille d’Avis(sic)的小报上发表（为了隔开一定的距离！）。这家报纸随即从另一瑞士小镇，Bienne，出版的一篇作品上找来一些东西，标题是，建筑的危机，文章是由Alexandre de Senger写的。这篇文章后来从德文转译并被冠以这样一个诱人的标题：布尔什维克的特洛伊木马。这是由垃圾和迷惑人的谎言堆成的金字塔，一个真正声名狼藉的垃圾场。但不用吃惊，它如愿以偿的被人们当作教义真理相信。
自1928年以来，这篇文章被全世界利用并存档，随时供调遣。摘录：“若我们费神读一读下面这段引言我们就足以明了《新精神》杂志（由柯布主编）是什么货色：‘伟人是多余的。平庸更可取。天空和彩虹没有机器漂亮，因为它们不够精确。我们必须摧毁历史，艺术感，家园。我呸！专家，历史学家，莎士比亚，寄勒（他们是指席勒），瓦格纳……我呸！贝多芬。’”⑩亲爱的青年朋友们，我并非无缘无故地让这些卑鄙无耻的缩写来玷污我们讨论的气氛。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武器被利用以达成何种目的。一个星期后，市议会在由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胆敢在书面上作伪证，反对我的方案。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对发表于Travaux Nord-Africains⑪上的内幕表示极为震惊，利用它们，他认为有理由突然中止把我带到阿尔及利亚的任务。所有这些致力于建筑的热情，或更甚，所有我对其余的人类兄弟般的关心，充分的反映在这许多由最优秀的法国人和国外的编辑传播的小册子里（但在法国读它们的不是管教育的那些人，不是艺术部、交通部、建设部、工业部，也不是鲍扎的学生，更甭提他们的老师，也不是占全部建筑师百分之九十九的官方艺术的卫道士）——对我所付出的全部努力的回答是一个强烈的，永不知疲倦的“不”！出于完全的无知，他们宁愿去充满热情的讨论那些无聊的话题。
又过了几年，我在Sevres大街上的工作室成了一个来自地球四个角落的大约两百名青年建筑师的聚点。当他们到达时，大部分青年人都小心地把学位证揣在口袋里。他们和我一起处理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难题，从家具到房屋的每一尺寸，甚至宫殿，不排除城市规划。他们不仅仅是接触这些问题，而是走进去，从根部做起。他们不画粗糙的草图，他们画平面图。他们不是含糊的漂浮在真实条件之上，他们深入地关注项目的天然事实，结构，三维空间艺术，美学，材料，力学，造价，延期。在他们中的某些绘图桌上，我看到最常规的平凡现实。在另一些绘图桌上，我看到设计。（因此我们必须问：是什么构成我们日复一日的努力？长者才有先见之明。）每天下午我和他们一起呆五个小时，从无例外。
从这种合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值得羡慕的教学形式。当然还有另一些方式，那就是完全让学生自己来做方案。但你能发现这将导致导师和学生之间不完美的关系。值得更好地研究更有效的规则。随着我们将一起开创的研究工作室，建筑将在此就其各种不同的形式进行研究，这些形式的发展如一棵树（那光辉的象征），有它的树根、树干、树枝、树叶、它的花和果实，有它的基本平面和系统，有它的主题和比例。我想开一门有关本土建筑的清晰，全面的课程，但仅限于用专业术语来描述的几个基本观点：地形的法则和建筑的体量。建筑的体量如蜗牛的壳，地形的法则就是那植物园，在那里我们的“蜗人”可以找到他的物质和精神营养。于是我们有了人和他的环境，以这种方式思考我们就会把建筑和城市规划统一起来。更确切地说，必须将城市规划从当前这种作为二维平面科学（道路测量员手中的灾难性工具）的耻辱角色中拯救出来。我们应该从三维的角度来考虑它。仅此一点既可将物质与事实聚集起来，在其统一、团结和一致中理解它们。

结语
在这些篇幅里，我已充分描述了由当代力量所造成的严峻形势；其中与理性（rational），技术相关的部分很快就能掌握。另一些来自意识[的部分]必须被培养，只有经过剧烈的内部斗争之后才可望获得成果。如果一束光真的照亮了你们中的某些人，他们希望成为献身于建筑事业的团体之一员，那么我们就仍可能看到你们所渴望的精神现象发生，仅此即能激励我们的工作。

                           1942年10月17日，巴黎 (END)
脚注（柯布原注）：
1． Lemaresquier先生。
2． 对剽窃行为的诉讼由获得ex-aequo的人们所发起，旨在反对日内瓦联合国大厦的建筑师与建造者。
3． CIAM，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和CIAPAC，他们的组委会。
4． 《新精神》，当代事件的期刊，1919-1925。
5． 《新精神》，《平面（PLANS）》，和《先驱》。
6． 《居住与休闲活动》，该书由1937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CIAM会议筹备。
7． 无论奥古斯特–贝瑞还是我都没有学位。
8． NRF版。
9． 《新精神》合订版。
10． 还有更令人震惊的事，尤其会令诸位恶心。在同一年，1942年，在巴黎的Morance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建筑》，作者是Louis Hautecoeur，国家博物馆馆长，鲍扎国家艺术学院的上层教授及Louvre校区的教授。埃及和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及古典时期全都[在书中]讨论。Bitruvius,Bramante和Gabriel都有所介绍，然后，突然的，勒–柯布西耶先生。为了最后的这一个章节，作者使用了谨慎的屏蔽装置（前面的所有章节）。“在瑞士的Alex de Senger先生认为柯布先生是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先驱。”（169页）他在前面（25页）还引用了这样一段话：“Alex de Senger先生把这些理论归功于柯布先生：在布尔什维克社会中，个人必须消灭。现在，人仅仅是一个庞大组织机构中的一个标准件。建筑作品也应该由标准件组成。再没有民族和地方风格。因此建筑必须是全球性的，如同革命精神（布尔什维克）一般。”在瑞士，Alex de Senger先生把……归功于，Alex de Senger先生认为……；在法国，鲍扎的董事长，你们的校长，Hautecreur先生继续在鲍扎及Louvre的分校执教。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读那个该死的家伙用二十年的时间写的二十本书，[这些书]由Cres,Plon,NKF或Denoel出版社出版。很可能他面前就摆着一本由那个谣言惑众的作者写的小册子，由瑞士的一个极小的村子的极小的印刷商出版的小册子。
11． Travaux Nord-Africains（[有关]房屋，公共建设工程，建筑，城市规划），1942年6月4日发行，阿尔及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