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全世界找一座人口超过1000万，城市年龄仅仅30年，并且依然处于高速建设发展期中的城市模型，深圳也许是唯一的范例。这里，巨构建筑与人类可以设想的各种空间形式一起，成为速生城市的鲜活标本。

巨构思想溯源

巨构建筑（Mega-Form），与商业综合体（Hopsca）、超高层建筑（Skyscraper）一起被戏称为彻底改变世界城市面貌的“三大剑客”。显然，在这三者之中，巨构的难度系数最高，成功率最低，数量也最少，但是在建筑理论上对其的研讨热情从未有过丝毫的减退。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西方社会，私人汽车的普及带来了大规模城市蔓延趋势，出现了以低密度的独栋住宅为特征的郊区化现象，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的同时，也加速了城市中心区在密度和功能上的衰退。针对这种现象，在现代建筑史上，巨构建筑有两种比较得到公认的源起，它们都出现在大约50年之前：其一，来自1960年代末的日本“新陈代谢”派建筑师，他们反对传统城市的辐射结构，提出以一种更加开放和灵活的方式去实现市区的高密度生活，例如矶崎新“空中之城”的概念设计，从东京城市中心生长出主体脊柱，主体脊柱上再水平生长出次级结构，串联起居住单位，形成巨型的城市空间；另一种更具有实践意义的巨构思想来以美国建筑理论家保罗·索勒里（Paul Soleri）为代表，他们以城市建筑生态学（Urban Arcology）为理论框架，提出城市发展的趋势应该是更为有机和混合，随着城市功能运转的复杂化，城市形态应该呈现一种收缩化趋势，正是这种趋势促生了巨构建筑。

在相关理论的演进中，巨构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早期的巨构多用“Mega-Structure”一词定义，强调技术难度和革命性，试图以一种相对激进的方式来改变城市现状：巨构具有典型清晰的结构特征，呈现出高度集约化的城市形态，更接近前文的第一种溯源。而近二十年来，西方社会对于“城市重构”的一系列实践，验证了城市可以通过功能的有机重组实现立体维度上的流动性与多功能的整合，在这样的背景下，巨构也许可以通过与环境更为融合的手段去加以实现。为此，美国建筑学者Kenneth Frampton臆造了“Mega-Form” 一词，将“巨大建筑mega-structure”与“景观形式landform”的融合，强调巨构建筑在景观环境上的意义，而不是功能形式上的孤立审美。时至今日，“Mega-Structure”和“Mega-Form”都经常被用来指代巨构建筑。

如何理解巨构建筑的积极意义？

尽管巨构建筑的理论远远大于实践，却也显示出一种久违的情怀：从片段化和补救式的方法干涉城市的妥协策略，到重新树立城市意义和价值观的雄心。

最早期的巨构建筑包含了以下一些最为关键的特征：

1，通过组织非机动交通的组团，减少对机动交通的依赖,

2，单体建筑的内部功能单一化和分区化；

3，塑造合理的人口密度和多样性的人口结构

4，公共空间的设计应该具有弹性和连续性；

5，分布于对生态压力和影响最小的适宜位置（不一定在城市中心区）

在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个负面结果，导致政府对公共事业和公共空间的忽视与拖延。在这样看似民主的政治气氛中，任何的大型公共建设都将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和漫长的决策过程。而在中国，集权式的政府主导城市空间话语权，同时快速学习西方经验，如果巨构运用得当，理论上是可以为城市带来新的生机。

再看近几年的国情：政府依然集权，但行政角色在不断弱化，服务角色在不断加强，同时，金融资本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寻求建造高品质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于是，巨构也许可以成为建筑师的一种平衡策略和积极动力，既满足巨额资本对城市标志和空间形态回报的渴望，同时又在其中寻找公民因子和开放元素，实现社会改良在城市尺度上的试探。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巨构意味着超大的尺度和压迫感，但它真正追求的是蕴含着城市尺度的公共空间。“巨构”比其他尺度的建筑更强调水平性，强调与城市其他空间的连接与融和，强调公众的参与与使用。与这种巨大形式可以出现在大学、会展、机场、总部中心等等对公众开放和服务的功能场所。

当然，在发掘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给巨构提个醒：中国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公权力有可能使Mega-Form失去制衡力量。不论最初的愿望多么美好，在中国这样一个公民社会处于起步阶段的时代，“巨构建筑”有可能会被简单地转化为“政绩工程”，进而变得一厢情愿和不尽人意。这是中国建筑师必须直面的问题。

深圳会展中心占据都市CBD的巨大地块

万科中心如同巨龙潜在盐田区海边

深圳机场新航站楼内部如同一个繁华的商业街区

深圳巨构物语

如果在全世界找一座人口超过1000万，但城市年仅30岁，并且依然处于高速建设发展期中的城市模型，深圳也许是唯一的范例。在这里，深圳也许比任何城市都渴望巨构的价值和意义，并且更有可能实现它。巨构建筑在深圳的起步，经历了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渐进故事。

       1998年设计，仅用9个月时间建成的“中国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展中心”（简称高交会馆，CCDI悉地国际设计），以17年前的福田区城市尺度条件来说，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巨构”建筑。当时福田CBD刚开始规划建设，这座5万平方米的会展中心如同一座城市的信念，象征着深圳发展的某种命运符号，也是“深圳速度”的一个侧面，它不仅成功举办了影响深圳城市命运的中国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更得到了市民的喜爱，成为城市历史的记忆，也是深圳第一座印上邮票的建筑。当它作为临时建筑拆除之后，政府保留了所有的钢结构构件，计划在郊区进行重建。

       五年之后的2004年，两座分居深南大道南北两侧的“巨构”在福田区建成，分别是南侧的深圳会展中心（GMP设计）和北侧的深圳市民中心（Lee Timchula事务所设计）。此时的福田CBD已经高楼林立，这两座建筑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悬浮”的手法：深圳会展中心是深圳第一座永久意义的大型会议会展建筑，建筑师在一个局促的用地上进行设计，大胆地把所有会展安排在首层，把会议中心“悬浮”在展厅之上，获得远眺莲花山的城市景观，也表达对深圳年轻活力脉搏的把握。深圳市民中心彻底摆脱传统政府办公楼的沉闷形象，以明快的色彩和巨大的漂浮屋顶，与会展中心遥相呼应，成为一个时代“特区政府”的巨构符号，不仅为公务人员提供便捷、高效的工作环境，为市民提供参观旅游的公共场所，也成为21世纪深圳城市建设的又一个象征。

       2007年，万科中心的建成（Steven Holl事务所设计），为深圳都市边缘的盐田区树立了全新的巨构体验：巨大的建筑体量悬浮在15米之上的半空，赋予城市某种“水平意义”。它不是简单的水平延展，而可以看做从场所出发的某种意志，塑造出开放的城市景观。万科是从深圳成长，走向全国的大型企业。作为一座以企业总部为主要功能的综合体，这座巨构建筑采用了新颖的结构形式和多样化的绿色技术手段，丰富了建筑概念和城市体验，成为深圳城市东部新片区的牵引动力。

       2013年，一座45万平方米体量的真正“巨构”建筑——深圳宝安国际机场T3航站楼（Fuksas事务所设计），将这座城市的巨构话题拉进一个全新的时代：这座全新的航站楼，诠释出深圳“设计之都”的远大意图，连绵起伏的白色实体单元和随体型、节能需求逐步变换的通透玻璃单元相间形成纹理，使建筑庞大的体量如同由半透明的薄纱包覆，显得轻盈而迷幻，形成由建筑到环境的自然过渡。更重要的是，这座巨构本身不再是简单的交通巨构，而是将商业购物、休憩娱乐、文化设施进行了有机汇聚，建筑局部的场景几乎看不出是机场，而更像一座全新的购物中心或者城市生活综合体。

       从这为数不多的项目中，巨大而独特的设计理念可以树立起自身的类型学典范。巨构建筑不是城市发展的“必需品”，却是“设计创意”的都市实证。它们会更加综合、更加包容、也更加富有创意。我们也抱有一点点私心地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在前海，或者在任何具备条件的地方，出现深圳建筑师原创的巨构建筑。它不一定更大，但一定更有惊喜。

参考文献

2012-11《世界建筑》从巨构思想看当代城市重构【李晓东】

2006-01《南方建筑》对巨构建筑的伦理学思考【杜鹏】

2004-04《时代建筑》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与深圳会展中心【Nicholaus Goetze】

2001-01《新建筑》中国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展中心【赵晓钧】

2011-01《建筑创作》绿色巨构：深圳万科中心【朱建平】

2010-01《建筑学报》万科中心设计解读【陈蕴、艾侠、杨铭杰】

2014-05《世界建筑导报》深圳宝安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几座深圳“巨构”的基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