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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据南京市旅游局局长金卫东透露,南京将向20万户居民派发100元旅游券,但同时规定其抵扣不得超过消费总额的50%,如在乡村旅游点花费了100元,其中只有50元可用该券抵扣。另外,加盟的乡村旅游景点也正在接受报名。又据报载,经济学家茅于轼于2月初再次在其博客提出,车票涨价是解决春运问题的一剂自动界面张力仪良药,并认为正是由于不涨价政策,导致“黄牛党活跃”、“服务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而“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后,上述问题基本上不会发生。
我之所以把这两则新闻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报道的都是各方对当今一些重要社会问题提出的解决之道,且又都貌似合理,实则荒谬。
南京市旅游局向居民派发旅游券刺激消费,似乎是对社会上关于向群众派发消费券呼声的积极反应,本值得称赞,却偏偏又规定旅游券抵扣不得超过消费总额的50%。这一规定可谓化神奇为腐朽,使得政府部门派发的旅游券沦落到与一般商家用来拉拢顾客的优惠券毫无二致。在都市大街上,发廊、餐厅散发这种抵扣券一般都是硬塞给路人的,相信很多市民都遇到过,现在却由政府部门作为熔融指数仪惠民政策推出,令人感觉相当怪异。
在表面上,旅游券的推出惠而不费,相关部门不用掏一分钱而有了政绩且为刺激内需做了贡献,旅游商家肯定会满意,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也以为得了好处。但实质上,这却使相关部门沦为变相促销的工具,一旦群众回过味来,损失的将是相关部门的声誉与威望。而茅于轼先生提出的以火车票涨价解决春运问题的办法在效果上与发旅游券刺激内需有异曲同工之妙。按一般经济学理论,价格确实是调节供需的有力工具,但这一工具的使用却不能罔顾客观事实。中国的春运一大特点就是运力极其有限而需求极其巨大。这就导致车票价格弹性极小,急着坐火车的老百姓多半属于“非弹性人群”,与迫切回家的愿望想比,他们对票价已不是熔体流动速率仪那么敏感。
因此,提高票价的结果只能是铁路部门坐收暴利而春运问题依旧。如果提价能解决问题,为何春运期间,比普通列车贵得多的动车也会出现站票及超员?按茅于轼的逻辑,动车比普通列车贵了近一倍,其“涨价”幅度应该足够把穷人“挤”出动车了。
专家学者、政府官员都是社会的精英,其言论、举措对社会的影响比一般人要大得多,也有力量得多,因此,无论是建言也好、施政也好,他们都应该比一般人温控器更谨慎、更负责。如果是仗着自己的精英身份,小觑群众的智商,无畏地大放厥词或者拍脑袋行事,最后很可能会招来嘘声一片,小如误己不说,大则误民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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