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忘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我们的国有企业第一次全面陷入困境；结果我们解困的方法竟然是那么的高度一致，那就是老百姓下岗。有谁见过困难企业是领导先下岗，千篇一律地全部是老百姓下岗；正是因为6000多万人的大下岗，竟然使我们的国有企业的真的走出了困境；起码当时使国企业领导人先富起来了。
        当新世纪我们的国有企业全面泡沫经济时，有哪一个企业召回了下岗职工；全部把企业经济效益的功劳记在了领导人身上，结果我们国有领导人的收入比火箭还快；百万千万竟然成为普遍现象。就是上海翻译公司这次要对职工减薪的这家企业，从2003年开始领导的公开收入就是每年翻番；如2003年处级及以上领导全部是内部年薪制，最少的是年薪25万；最多的是年薪300万。就是这公开的年薪还不包括每月几千元的生活费和“官本位”的待遇费，至于灰色收入更是无法统计。到了2006年最少的年薪达到了100万，最高的因为保密没有人知道。然而可惜的是，这家企业一位2000年强制性要求退养的工程技术人员又是收入如何呢；2000年退养时是每月净1200元，到2007年的年底增加到了1600元/月。然而就是这么可怜，现在的1600元又面临降薪20%；当然这些年又回到了2000年的1200元/月。然而我们的领导呢，虽然他们降薪达到50%；以100万年薪为例计算，公平收入还有50万；而且这次降薪只降基本工资，所以领导们的收入实际影响不大；这就是我们国企业降薪措施能很快通过的原因。
         同样还是这家企业一位的在职工人，2000年的月收入是2200元；2007年的年底增加到了3200元，这就是我们工人与领导的公开收入差距。然而现在要降薪20%，估计收入也就是每月2500元；谁的影响大，大家自然心中有数。我们不明白的是，当初有效益的时候是领导的功劳；现在没有效益了，为什么不去追究领导的责任呢。当初说是国有企业改革我们没有经验，结果上海心理咨询困境全部由下岗人员承担；后来有效益了，为什么没有人想到去补偿下岗人员呢。就连我们的政府机关也只是想到如何奖励国企的负责人，却从来没有人想到下岗人员和在职老百姓的收入；因为我们保证在职人员的收入水平法规是今年才制订的，而前些年我们社会只关心国企领导人的收入如何高歌猛进；使他们成为我们社会先富起来的人。我们改革的目的达到了，国企负责人资产过亿的多的是；有的成为了能够富几代人的大富翁。
         如果说我们对国企负责人的奖励是“上不封顶”，那么对他们的处罚也应该“下不保底”才对。可是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再次陷入困境了，不仅没有追究这些领导人的责任；反而要老百姓陪同一起减薪，这似乎太不合理了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领导的“官本位”待遇和福利丝毫不变；而且灰色收入依然还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我们国企的真正危机还不是现在，而是明年与后年；“这次影响是全面的、全国性的，企业也没有办法”。裁员减薪激荡全国，为什么遭殃的总是老百姓；为什么不能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为什么不能把以前千万百万的财产追回来；而要把老百姓的生活费捆绑在他们一起，结果我们社会遭殃的永远是高低温试验箱老百姓。
         我们同样不明白的是，我们国企改革第一轮中的“穷庙富方丈”的局面竟然容忍它继续存在。在国企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员工没有得到它的好处；国家同样也没有得到它的好处，好处全部被国企的高管垄断了。从2003年的国企高管天价收入形成以来，我们社会竟然没有办法；而国资委反而推波助澜，把它成为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腰包的又一个“合理合法”的途径。
         本来我们希望今年结合国有资产管理会有一个国企人员薪酬规范和管理方法，谁知这个办法推迟了；推迟的结果是国企领导的工资自己定。表面上看这次国企降薪是根据薪酬水平与企业绩效挂钩的结果，实际上依然是振动试验台国企领导人转嫁矛盾手法；因为高效益的好处没有把老百姓捆绑在一起，为什么陷入困境了就要把老百姓牵连进去呢。这是用“众怒难犯”的伎俩，来强迫国家承担国企业的亏损；这样的管理国企财产的官员我们还能容忍吗，这才是我们社会的真正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