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一场建筑创作思想和实践的巨大变革，正在世界东方——中国大地上稳健而有力地进行着、发展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促进了一代建筑学人对建筑本体的认知、理解和建筑哲学的升华。
在这一进程中，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后的近20年来，以“全国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为核心，成功地开展了八次全国和国际性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并正在继续发展。“讨论会”活动规模之大，不同学科领域学人参加之踊跃、影响之深广，令世人瞩目。就其实质而言，可将之升华为一个历史的哲学概念——“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
“回眸”者，回望、审视也。
“运动”，是指事物的存在形态及其运行发展属性。中国的建筑文化观念，从1980年代初至于今日，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说它是中国现代建筑学人掀起的一场“建筑新文化运动”，应属无可厚非。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唐代韩愈、柳宗元针对当时文坛上囿于声律，追求六朝以降辞藻艳丽的柔靡之风，旗帜鲜明地反对骈文，主张回归言之有物、情感真切的《诗经》、《离骚》等展现的先秦文风，号召“言必己出，务去陈言”；反对剽窃，强调文章回归于民。韩、柳号召，且自身体力行，文坛巨子响应，至而改变了一代文风。文化史家们称之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新古文运动”。其后的白居易、元稹又针对其时诗坛追随华靡的唯美主义倾向，进行抨击。主张诗歌要“补察时政，导泄民情”；“为君、为臣、为民而写”；“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高扬杜甫的现实主义文学旗帜，反对“嘲风雪弄花月”的贫血文学，倡导回归汉魏的“乐府”遗风。元、白掀起的诗坛革命，文学史上称之为“新乐府运动”。
近代竖起“科学、民主”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触动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封建文化思想。
文化运动的核心是改变人们旧的文化观念。
当前，在中国进行的这场“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即在于改变不适于时代发展的旧建筑文化观。
这一运动的开始，与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复兴同步。其起始时间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亦随之到来。高介华先生于1980年7月在武汉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发表的《从历史的透视看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的长篇论述，曾前瞻性地指出：“一座新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奇峰，必将突兀于东方。”高先生认为这是继汉唐时期的第一次文化高峰和宋明时期的第二次文化高峰以后，即将兴起的中华民族第三次文化高峰。所不同者，前两次是自然经济时代的封建社会文化，今天则是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已经出现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年龄稍长的中国建筑师可能会清楚地知道，1930年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聚集了当时社会建筑设计界、营造商、艺术界、金融界、文物界、矿业界的精英和大学校长、政界要员以及外国人一起，认识到“吾民族文化进展，其一部分寄之于建筑，建筑于吾人最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声名文物。其相辅以彰者，在在可以觇其时代，由此而文化进展之痕迹显焉(朱启钤言)，”实为难能可贵。特别是1931年梁思成、刘敦祯先生分别从美国、日本学习建筑学专业归国后加盟营造学社，其学术成果和社会贡献巨大之甚，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印制陶版《李明仲营造法式》，收集清样式雷的模型；开拓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道路，编纂“营造词汇”，再次校订《营造法式》，收集整理“营造示例”，收集整理《园冶》、《哲匠录》等古籍，以及对山西、河北、陕西、河南、浙江等地2783处古建筑展开了调查和测绘。学社顶梁柱梁思成先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提出北京规划的保古城、建新都的思想，编订《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的实绩，和他的夫人林徽音先生联谊学界巨匠胡适、张奚若、徐志摩、金若霖等，在家里组织的“沙龙”上所论及的传统文化、历史典故、诗词歌赋等内容和其活动本身，就是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的曙光。但是那时的气候不好，一种新鲜的思想观点很难找到开花结果的好天气和好土壤。1959年国家建筑部召开建筑创作方面的会议，被批评为鼓吹“封、资、修”的大毒草。因此，连部长刘秀峰都下了台。直到20世纪80年代，建筑界的“为古建筑正名”、“传统与现代”之争等的讨论标志着国门开放，建筑创作思想的禁锢年代已去，中国建筑文化开始新的苏醒。1985年中国建筑学会在广州召开了“繁荣建筑创作座谈会”，然后才有大量西方现代、后现代建筑理论的引入，可以说，这些就是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的前奏和序曲。
“建筑与文化”已成为当代人类建筑发展中的主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1988～1997年为“世界文化发展十年”(UNESO World Decade on Cultural Development 1988-1997)活动，国际建协积极响应，确定1989年7月1日“世界建筑节”的主题是“建筑与文化”。中国建筑学人敏感地注意到这一时代发展的趋势，由湖南大学建筑系原系主任巫纪光教授、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杨慎初教授(已故)、《华中建筑》主编高介华先生、《南方建筑》主编郑振纮先生等及时策划、组织了由湖南大学建筑系、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建筑设计研究院和《华中建筑》、《南方建筑》编辑部以及长沙市土木建筑学会联合发起，湖南大学主办，于同年11月6日在我国古老的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召开的中国第一次“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代表有来自13个省市教学、科研、设计和出版单位的老、中、青年学者60余人，提交论文50余篇，内容广泛，从理论研究到创作实践，从传统建筑到现代建筑思想，从国外考察到少数民族地区建筑调查，从设计工作到建筑教育等多方面对“建筑与文化”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讨论。代表们呼吁：“建筑需要文化”、“文化需要建筑”，“两者密不可分，无所不在”。国际文化运动影响到建筑，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变革也影响到建筑。所谓“保存国粹”，“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等等文化思想，无不渗透到中国建筑的发展创作中。新中国40多年来的艰辛道路，建筑也无不和文化关联。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也吹进祖国的建筑天地，建筑与文化的春天已经来临。会后，《华中建筑》、《南方建筑》两刊分别刊载了全部论文，广为传播。
长沙会议是中国建筑文化春天到来的划时代标志。
时隔一年多，“讨论会”的原创单位尚无人提及此事。高介华先生深感这一项有意义的建筑学术活动有面临夭折的危险，乃借1991年5月在德阳参加第二届“全国建筑评论会”之机，与到会代表洽议，发动。后经洛阳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原总建筑师，我国著名古建园林学家王铎先生多方努力，最后落实在三门峡市，于1992年8月20—24日在此召开了盛大的“全国第二次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讨论会。其一，规模大，来自全国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建筑界代表132人，提交论文104篇；其二，将“建筑文化学”作为创新学科提出。会上顾孟潮先生宣讲了《论建筑文化学研究》，高介华先生发表了《亟需创立建筑文化学——中国建筑文化学纲要导论》的长篇论述，提出了《中国建筑文化学》一书的纲要。其他论文亦都围绕着“建筑与文化”这一主题展开了论述和交流，例如，有哲学与建筑文化；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中西建筑文化；城市建筑文化；园林建筑文化；中国新建筑文化等专题，因而使全国性的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此后每两年一度的全国性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一直保持持续开展，相继在泉州、长沙、昆明、成都、庐山和杭州召开了第3—8次“讨论会”，其中的第4、7次皆为盛大的“建筑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终于推动和形成了当代以“建筑与文化”研究为实质的一股建筑新文化运动的热潮。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得益彰。
那么，这一“运动”的特点何在？
1. “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创新与复兴”的主题
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之兴起纯属于民间学术活动，不带官方色彩，它是中国建筑学人根据时代的发展和需要，从专业学科的社会历史责任出发，所发起的一种建筑认知和实践活动。运动的主题是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巨浪中衍生的建筑文化复兴运动。它立足于“科学与民主”，诸多论述文章并无政治授命，皆系根据自己的建筑观念、创作理念和实践所立论阐发。“争鸣”的学术氛围纯净，目标是为了促进改变沉寂的学术现状，催生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的建筑理论及其创作。
2. 规模空前，影响及于海内外建筑学界
从1989年到2004年举行了8次学术讨论会，出席中外代表计1085人次，交流国内外论文783篇(不含会议文献)。以第7次讨论会而论，出席的国内代表来自24个省、市、自治区，35个高校建筑院系和科研院所，以及有关省市政府的领导等。第4、7两次均为盛大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先后有美、英、法、德、日、韩、泰、越、丹麦、瑞士等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建筑学者，以及哲学、历史、文物、考古、文化、艺术等相关学科的众多学者参加。作为一项民间建筑学术活动，这在中国建筑史上是少有的。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成都、庐山召开的第6、7次讨论会上都发出了《倡仪书》。前者是《对于保护历史建筑文化的倡议书》；后者是向全世界建筑学人发出的《跨文化、跨地域，推进“建筑与文化”研究的全球化发展——建筑与文化2002国际学术讨论会倡议书》。该“倡议”向世界建筑学人呼吁：“在中国开展的‘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已经走过了13年历程，成果丰硕，影响深远。……然而，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深化研究及相互沟通、借鉴、交锋和融合，是将这一研究推向新境界的必要途经。我们期望各大洲的同行们也作进一步有组织地深化，使其得到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将会兴奋地看到，21世纪也是世界新建筑文化光灿的世纪，让全人类的家园更加和谐美丽。”与此同时，也向全世界人民敲响了警钟：“‘发达’与‘发展’的悬殊，贫与富的极化，强势与弱势群体的背道而驰，金钱——权力——占有构成了对自然及社会、文化生态双失衡的十字路口，‘要奢侈，还是要毁灭？这不应该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所谓建筑理论在不断成为富人和那些远离社会现实的建筑玄学家们的专利品，他们把建筑这一人类赖以生活、生存的物质实体幻化于纯艺术之上，建筑的本体被‘解构’和异化。在城市和建筑的现实中，‘倪合华’现象成了天与地的反差，建筑应为全人类广大人民服务的问题已十分突出。……历史进入到了今天的高度文明时代，人民的建筑师怎样向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是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过去了的20世纪是‘机器的世纪’，产生了物化的悲哀；21世纪应是‘人的世纪’，从人出发，造福人类。”“建筑必须创新，但应拒绝历史的虚无主义，拒绝物欲横流，方能谱写最新的世界建筑画卷。”
《倡议书》表明，中国建筑师力图与全世界建筑学人一道，共同肩负起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历史重任。
3. 政府支持，各地建筑学会、学刊协办，高端学人云集
历次讨论会都得到了当地省、市政府领导和部门领导的鼎立支持和协力举办。有的省、厅、市领导亲自莅会，和学者们济济一堂，进行思想和学术沟通。如：“三门峡会议”时，河南省建设厅、文化厅领导、三门峡市委王如珍书记及市长、建委主任等，都密切关注讨论会的筹备工作，并莅会发言；“泉州会议”时，薛祖亮常务副市长亲自主持筹备工作会议，福建省建设厅杨伦钊厅长莅会发表讲话；“昆明会议”时，云南省建设厅石孝测副厅长亲自过问筹备工作，省政府秘书长莅会发言；“成都会议”时，省建委领导亦莅会；“庐山会议”时，江西省建设厅领导亲自主持筹备工作会议，省政府领导听取关于讨论会筹备工作的汇报。黎智勇副省长莅会，并宴请中外学者，探求建设好江西的真知灼见，等等如是。
作为应用科学技术的建筑学学术活动，得到政府支持，解决会务难题，并借专家云集之机为该地城市建设出谋献策，无疑是一举双得之事。实际上，古往今来，任何一门社会显学，只有得到政府的支持，才能发挥更大的社会效应。在中国，儒、道和马克思主义如此；在英国，19世纪末，E·霍华德著《明日的园林城市》(Tomorrow Garden City)一书，主张建设具有优美环境的城市，消灭拥挤社区和贫民窟，由于得到了英政府的支持，在伦敦远郊建了两座“花园城”。二次大战后，霍华德的主张又得到了英政府的青睐，在全英开展了建设园林城市运动，至今英国的家居有前、后花园，几乎已成为定式。
讨论会的历次活动，还得到了各地土木建筑学会、建筑师学会、建筑院校、省部属科研设计单位，特别是各地学刊社、出版社的热忱协力，先后参加合办者达50余家，如：湘、豫、闽、滇、川、赣、浙等省土建学会，建设部建设杂志社、《华中建筑》、《建筑师》、《新建筑》、《世界建筑》、《南方建筑》、《中外建筑》、《长江建设》、《四川建筑》、《福建建筑》、《中州建筑》、《建筑时报》、《城市发展研究》、《古建园林技术》、《建筑文化与城市科学》，湖北教育出版社、中央电视台(CCTV-10)、以及会议所在地区的29家省、部级设计研究院，其动员之广，参与合办、协办单位之多，实属少有。
高校建筑院系是建筑理论的前沿研究阵地，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尤其显示出了建筑高校热情合力的态势。
中外建筑学人士荟萃是这一运动的突出亮点。高端学者的理论导向、创作范例，亦通过这一学术活动广为传播，如吴良镛、齐康、彭一刚、钟训正、何镜堂、潘际銮、关肇邺、戴复东、董石麟等院士以及杨鸿勋、郭湖生、刘先觉、余卓群、鲍世行、徐伯安、单德启、袁镔、顾孟潮、巫纪光、戴志中、吴庆洲、庄裕光、顾馥保、王鲁民等国内建筑学家，以及老一辈设计大师徐尚志先生等，不一而足。还有美国建筑师协会前主席斯第沃德(W·Cecil·Steward)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研究《营造法式》的欧洲专家格拉(Else Glahn)女士，日本著名建筑评论家铃木博之，乌克兰建筑科学院主席施托尔科·瓦·格教授等，都是出席讨论会的积极参与、推动者。我国杰出科学家、思想家、山水城市学说的创始者钱学森院士也曾对“讨论会”的议题及活动情况一度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及时对讨论会的学术方向提出过指导性意见。
4. 跨学科的文化论坛，从多视角研究建筑文化
邀请相关学科名家共论建筑，这是历次“讨论会”的特点。这些学科包括：哲学、城市规划、城市科学、园林、历史、文物、考古、文化、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旅游，以及图书馆学、信息工程和房地产企业家等等。这样的多学科名流来讨论“建筑与文化”，要比单单建筑学人讨论，视角要广泛、全面得多。诺贝尔有一句名言：“科学之间彼此有内在联系，要解决本学科的有些问题，就要借用相关学科的知识。”学科交叉是当代学术发展的特点之一，富含人文学的建筑学尤其如此。试听一位建筑学外的著名文化学者张正明教授的观点：“现代化与传统性，其实不是不相容的。无论西洋、东洋都有既实行了现代化，又维护了传统性的正面经验。当今的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却都有为追求现代化而牺牲传统性的偏向。从心态来看，恕我直言，这是文化上的民族自卑感。古代的中国，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妄自尊大，一贯如此。近代的中国，在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斗争中屡战屡败以后，一变而为妄自菲薄。”他又说：“当代中国的建筑学界，不乏学贯中西、识通古今之士，一定能熔传统性和现代化于一炉而冶之。那时，有中国特性和世界地位的建筑流派就形成了，而且大概不止一个。”这位“业外”学者的观点，比1980年代“现代”与“传统”之争中，业内“权威”的观点“传统建筑不是一元。如果算作一元，也是带菌的一元”豁达得多，也深刻得多。
跨学科来认识“建筑与文化”这一开放体系，就应博采众长、集思广益。
建筑是社会的产物，是一种社会现象。仍如张正明先生所言：“建筑文化是芸芸众生都不能置身事外的，即使技术上和艺术上的门外汉，也是生活中的门内汉。”任何大众都会对他目击的建筑有自己的看法。首创于1960年代，现代西方流行的H.R.尧斯的“接受美学”理论，曾提出品评艺术作品不仅在于艺术家的褒贬，更重要的是看欣赏大众的“审美期待视野”。犹如北京国家大剧院，不少群众说它是一个“白色坟丘”，表示异议，这与推荐者有极大的反差。“建筑文化”覆盖着全社会，大众的“审美期待视野”亦当涵盖于建筑评论之中。若从这一角度来认识“建筑与文化”这一学术活动，那么从建筑学院的讲台和设计室走向相关的多学科论坛，便益显重要。
5. 从多领域多层面探讨“建筑与文化”的“道”、“器”关系
建筑学是个大学科，钱学森先生将其分列为一个大的建筑科学体系。它派生出许多分枝学科，又与社会、历史、文化、美学等紧密相连。任何建筑的产生总是此时此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孕育的结果。因此，建筑与文化联贯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和人类社会的全方位。理论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理性升华。被黑格尔推崇为真正的中国哲学《易·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指精神；“器”指物质实体。宋代程、朱理学进一步解释：“形而上者为之理，形而下者为之气，理在气先。”根据上述，“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的根本目的在于探讨建筑创作的“道”、“器”关系，或曰“理”、“气”关系。建筑学所涉时空是如此浩大，因此，全方位、全历史过程的探讨就显得重要和切贴历史真实。同时，理论的概括又不无时空的限定性，从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为此，历次讨论会才确定了不同的主题，广泛发动建筑学人结合自己的研究和实践优势，进行学术阐发与交流。
从历次讨论会的“主题”，不难看出这一“运动”发展的梗概及其与中国文化复兴脉搏的同步关系。
第一次：探索中国建筑与文化的基本概念及中国建筑师的创作道路。
第二次：促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文化学理论体系，提出了“中国建筑文化学纲要”的“纲要”和《导论》。
第三次：变革中的建筑与文化。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体上引导新建筑理论体系的创立，促进新建筑文化的开拓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探索中国建筑发展的道路。
第四次：国际会议。探索建筑与文化研究的方向和系列研究专题，其主旨在于实现中外学者就建筑与文化问题的对话，把建筑与文化的研究推向世界。
第五次：组织落实“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丛书编纂出版工作的启动及进度计划。
第六次：面向21世纪的建筑文化学；多元共生，推陈出新，开创建筑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第七次：国际会议。跨文化的中外建筑学术交流，在理论探索的道路上不断深化，其主旨在于：继续开展中外学者对话，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与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进一步推向世界，并举行了“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首发式。
第八次：迈入21世纪的建筑与文化。其主旨在于：宣传、引发我国发达地区的建筑专业领域人士和公众对创建新的高品位民族建筑文化的关注，推动我国建筑与文化研究学术活动的持续发展。原已确立的第九次“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的主旨在于配合开发西部的主旋律，加强内地与新疆的建筑学术交流，促进新疆地域多民族建筑文化的繁荣；学习新疆地区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创作之路。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会未能按计划实现，但应征论文即将结集出版。
从以上历次“学术讨论会”的主旨可以窥见，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探索的理论是全方位的、全历史过程的，力图扣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脉搏，服务于现实，同时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文化”理论研究推向世界，因而这一运动在学术意义上便具有全人类性。
我们不妨来审视一下“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丛书的目录(见附)和历次论文集的分类，便可发现这种全方位、跨时空的纵深研究是十分明确的：有城市、建筑、园林；有各类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有地域建筑、民族建筑；有史前城市；有亚太建筑和西方建筑等等不同类别建筑文化和建筑史学的比较研究；更有与当前建筑设计市场密切相关的新的设计趋势、观念、理论的研究。其中论文量最多，历次都作为重要议题的是建筑文化学的理论构架和外衍分枝的系统研究。如此广博和纵深的研究，对于建筑“道”、“器”关系的把握，就可避免偏颇和固执一方。其动员治学力量之广亦属罕有。
6. 重要建筑典籍的系统出版
中国建筑发展五千年，宋人编了《营造法式》，明人编了《园冶》，清人编了《营造则例》、《营造法原》，可以说系统的建筑典籍仍属寥寥。直到中国营造学社在不长的15年期间内，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彙刊》共七卷二十三期，出版了图书如《工程营造录》、《一家言居室器玩》、《梓人遗制》、《元大都宫苑图考》、《营造算例》、《清式营造则例》、《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汉式的建筑式样与装饰》、《清文渊阁实测图论》、《牌楼算例》、《建筑设计参考图集1·2·3集》等31本，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一次建筑古籍整理出版和建筑新著问世的大展示。对中国建筑历史文化研究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和不可磨灭的光辉。然而自此之后，这样量大面广的研究出版工作显得力不从心。当然，由梁思成、刘敦祯先生先后编写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古代建筑史》，杨廷宝、戴念慈、吴良镛、汪菊渊先生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张驭寰、郭湖生、赵立瀛、王绍周先生编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以及分别由刘叙杰、傅熹年、郭黛姮、潘谷西、孙大章先生主编、新近出版的五卷本《中国古代建筑史》等等，是整个历史长河中的几座丰碑。坦率地说，在这一建筑新文化运动中，真正可以称之为挽救性系统工程的是高介华先生主编的被列为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出版工程的“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它代表着一代中国建筑学人的辛勤耕耘和学术智慧。我们从书目中可看到它的涵盖面既广泛，又系统。
“文库”是我国建筑领域自1989年进行建筑与文化研究活动以来长期积淀而成的一项标志性学术成果，它的主旨在于继承、弘扬我国优秀的历史建筑文化，是创建与开拓中国新建筑文化理论阵地的一项重大基础建设。
“文库”的著作、编审人员广涉中国科学院、社科院、工程院等5所科研机构，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18所高等院校；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南建筑设计院等4所设计机构，湖北教育出版社、《建筑学报》、《华中建筑》编辑部等5家出版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规模宏大，系列完备。湖北教育出版社对“文库”的编辑出版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娄齐贵社长在首发式上激情地表示：“我们以最强的编辑力量，最完美的装帧设计，最好的纸张和最好的印刷厂家，保证‘文库’成为内容、形式俱佳的文化精品。”
国内建筑学家对“文库”的出版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吴良镛院士认为：“它的出版必将对中国建筑研究以大的推动。”
齐康院士说：“‘文库’的选题所涉及范围是比较全面的，从中国古代建筑思想、理论、建筑制度、建筑文化观、建筑艺术观、建筑形制、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等各个层面来阐释中国建筑文化的特征，是一套全面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大型学术丛书。这在国内还属首次，必将促进我国建筑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并对完善全社会的建筑意识产生积极作用，发挥广泛深远的社会效益。”“‘文库’是一项跨世纪的功勋性文化工程。”
我国知名建筑理论家，中国建筑学会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孟潮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在其发表的《弘扬中国建筑文化的巨作——评<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一文中指出：“文库”按性质分类：“学科理论类、基础理论类、史志类、地域文化类和建筑类型类。”“丛书的最大特点是从文化角度切入，突出了学科理论性、基础理论性、地域文化性，而在史志和类型方面，则突出了首创性、开拓性”。“文库”出版的意义：“在建筑文化研究、建构建筑文化学及挖掘整理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方面具有开拓性，奠基性的意义”；“扩大了建筑文化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有助于克服建筑界一些人对民族建筑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认识，而在世界上展现中国建筑文化的真实形象。‘文库’以丰富的内容，真实的例证，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建筑文化所达到的高水平”；“弘扬地域建筑文化，使现代建筑找到了地域文脉”。“文库”具有“开发价值”、“科学价值”、“理论价值”和“特色价值”。
洪铁城先生在《建筑》杂志上撰文，称《文库》“是一群牵出水面的金牛，通体闪光夺目，其历史价值、科学技术和文献价值，巨大无比，有划时代的意义。”
概括而言，《文库》的出版，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科学意义和文化意义。它既是抢救中华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精华的伟大工程，又是在中国建筑历史上空前的一项系统性科学研究工程，是新时期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的结晶。
在《文库》出版计划即将完成之际，高介华先生又进行了编纂“文库”姊妹篇——《中国建筑文化大辞海》和出版《中国当代杰出青年建筑师 人物·作品大典》的策划。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为中国建筑历史的发展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
7. 专业性的“建筑文化”研究机构、“建筑与文化”学刊相继创立，“建筑文化”的课程亦多在高校开设
自1997年以来，一些“建筑与文化”研究的专业学术机构相继创建，如：河南省建筑学会建筑师学会设立了“建筑与文化专业委员会”：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设立了“建筑与文化学术委员会”；郑州工业大学建筑系(今郑州大学建筑学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建立了“东方建筑文化研究所”，旋又扩改为“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下设多个研究所。北京工业大学建立了“建筑与文化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建立了“建筑文化研究室”。
专业学术期刊是建筑论坛的舆论阵地，已有的建筑学刊多及时发表“建筑与文化”研究的论文，此外：广州七联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拟创办《建筑与文化》电子版期刊。
建筑教育家们认识到文化素养是为建筑师之所必具，其基础之奠定应始于初入学者。不少高校建筑院系皆已觉察并注意到了开设建筑文化课程的重要性。郑州工业大学建筑系率先开设了“建筑文化”课程24学时；湖南大学建筑系开设了“建筑文化概论”课程30学时；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在研究生中开设了40学时的《建筑文化论》课程；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自编讲义，开设了“建筑文化学”课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皆开设了相关的建筑文化课程。
各地的建筑文化活动亦有开展，如：湖北省建设厅、湖北省土木建筑学会经过长期的策划、筹备，于2004年3月21日在武汉市举行了盛大的“湖北建筑文化论坛”活动。湖北省副省长韩忠学、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毕志伦、建设厅厅长张发懋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彭一刚、中国工程院院士关肇邺等莅会。会后举行了优秀论文评选，出版了《湖北建筑文化论坛论文集》。
以张发懋厅长为总主编，编纂了涵盖湖北古今建筑的五卷本大型丛书--《湖北建筑集粹》，自2005年6月起，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湖北新建筑文化事业的发展。
《建筑时报》“中国建筑文化”专栏主编赵仁童先生将历年来“时报”所载有关于建筑文化的文章汇编成《中国建筑文化文萃》一书，将于年内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建筑与文化”学术论坛到专业学术机构、学术期刊的创立，再到高校专门课程的开设，以至政府的直接运筹建筑文化论坛活动，标志着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发展及其对建筑学术和新理论的催生作用。
根据最新消息，在国家文化部、国家建设部的同意和支持下，通过两年的筹备和努力，“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应势而生，并于2006年9月10日在杭州召开该“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我们相信，这一研究会的成立将会大大促进中国新建筑文化事业的开拓与发展。
8 推动时代建筑理念的发展
人类建筑从穴居、构木为巢到砖木瓦石建筑、钢筋砼建筑、钢铁建筑，再发展到今天采用新技术的智能建筑、生态建筑，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人们对建筑的理解，也从“防风雨，避寒暑”发展到“凝固的音乐”、“住人的机器”，再到当今认为的“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建筑是显形文化”等等。人们对建筑理解的视野广阔深邃，建筑创作的哲学观念亦随之升华，并从多视角定位。纵览历次“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的8卷会议论文集，数百篇高论，所浮现的建筑哲学观念论述可归纳如下。
“天人合一”的观念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和谐，这是中国人的古老文化命题。老子《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⑤现代主义则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人对自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现代工业社会出现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种绝灭加剧，能源危机和“城市病”等，使人们切身体会到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现在国际范围内出现的生态建筑、绿色建筑、人居环境更新等热潮，正是“天人合一”观念在建筑领域里的反馈。安力刚、刘德明先生的《设计追随生态--当代大空间公共建筑设计的新趋势》一文，是论述这一观念众多优秀论文中之佼佼者。
“多元共生”的观念
人类建筑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正如张良皋先生所云：潮湿地区产生干栏建筑，黄土高坡产生窑洞建筑，草原产生帐篷。不同地域有不同风格建筑，同一地区有不同类别建筑。多元建筑的客观存在，决定着多元建筑理论的共生共荣。但在特定的年代里，中国建筑师们也只能追附一元论的政治氛围，习惯于用一种理论统揽，不少文章常常把话说绝。现在的建筑论坛“百家争鸣”，现在的建筑实践“百花齐放”，诚可谓一派春色，生机盎然，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之催动亦当与有力焉！
“历史相续”的观念
任何民族都离不开生理基因的相续。“文化”是人类创造活动的结晶，永远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但这种发展、变化也永远处在前代合理文化基因连续链上的升华、再升华中。人为地割断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其结果只能是上演悲剧，上世纪的那场“浩劫”就是例证。反映在建筑理论领域，一段时间内，常有文章把中国古代建筑的内向空间与西方的外向空间对比，认为从城池到四合院住宅都是封建社会闭关保守的思想反映，这样的联系实在有点“不搭界”。如所周知，东西方建筑都有内、外向空间，西方不是也有城堡吗？中国古代园林的建筑布局几乎全是外向空间，民居中的山居也多是外向空间。汉唐时代早有四合廊院，早有内向空间的城池、里坊，但就中华文化的总体而言，却是一个巨大开放体系，丝绸之路、玄奘取经是为明证。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的“风水”原则，经纬秩序，城苑一体，以及建筑群体的组合，园林中的流动空间等优秀文化，仍有着现实意义。城苑一体的生态效应，恰是现代生态城市建设的文化基因。园林中的流动空间技法对于现代社区规划中的大量行列式布局是个互补，现实中已有不少佳例。“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献中大量对于民族建筑、地域建筑的研究，以及相关文化探源，是对建筑历史虚无主义的纠正。城市景观规划、建筑风貌规划和重视城市文脉已成为共识。美国城市规划学家J.O.西蒙兹在《21世纪的园林城市》一书中说：“历史证明，世界上最为和谐、适宜居住的社区，不是在今天，而是在古代文明时期。例如：在古代中国，社区经过了仔细考虑，不仅与自然、地形协调，山脉、河谷与植被、农田、村庄及城市和谐地交织在一起。”⑦对于我国古代城市、建筑、人居环境文化的再探索，是创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时代特征建筑理论与建筑实践必不可少的基础理论工作。
“人(民)本主义”观念
“人本主义”是14～16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使人民从宗教神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一个革命性口号。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思想革命往往先于技术革命，欧洲有了“文艺复兴”，有了17～18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运动，之后才有了19世纪的工业革命，现代工业社会。从这一点来认识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其意义会更为深远。“人本主义”反映在建筑创作上就是最大限度地体现建筑对人的关怀。对此，“文库”中的《中国新建筑文化的理论建构》一书有详尽、深入的论述。人所共知，现代公共场所设计就要考虑老人座位率，儿童活动角及残疾人无障碍设计等。值得重视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或曰“民本主义”，为民，为老百姓，从“夏禹治水”，“商汤祈雨”，周文王“与民同乐”，到历代王朝的贤臣“为民谏诤”，君王“为民传旨”等，翻开“二十五史”，俯拾皆是。历代农民起义也是扛起“为民”大旗。支撑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儒、道学说更是如此。孔子提倡仁政，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孟子说的更明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道家也是“民本”思想，《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道德经》七十五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德经》七十四章)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原则，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小康”社会，当前的“三农”政策，建设新农村，以及城乡一体化规划就是中国最高的“民本主义”。这种“民本”理念和时势趋向反映在建筑界，就是建筑师开始关注农村，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切合实际的规划理论和建设模式。目前政府正在策划和组织。可以预见，这是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建筑师们的又一新天地。
“自主创新”观念
事物总是以运动形式而存在，永远不会停留在固定点，“发展是硬道理”，“不进则退”。中国建筑事业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建筑新理论、新学派必然要产生。这种新理论、新学派也必然是在继承、弘扬优秀民族建筑文化理念基础上的再发展。这种发展是中华优秀民族建筑文化基因的连续，是吸纳世界先进建筑文化的重构，绝不是照搬、抄袭，而是自主创新的文化原创。
综上所述，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所促进的建筑创作哲学观念的发展，将使中国建筑文化走上创新平台，将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吴良镛院士所说：“像我国当前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这样大规模的建设量，必然要出现第一流的建筑理论、建筑精品、建筑大师，现在看来，理论上应该如此。”
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已显示着初春的盎然生机，万紫千红、百花竞艳，它必将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同步迈进。
在人类建筑发展的长河中，建筑与文化犹如鱼水相依，是永恒的主题。纵观中国古代建筑形制的发展，地区建筑的差异，其主要决定因素是文化。中国现代建筑的开拓者梁思成、刘敦桢、林徽音等前辈，他们在“营造学社”及其后来的研究活动，几乎全可以概括在“建筑与文化”领域。上世纪50年代，中国建筑界“内容与形式”的讨论，反“结构主义”、反“复古主义”的批判，特别是1959年刘秀峰部长主持召开的“上海建筑艺术座谈会”，其全部内容皆属建筑与文化。即使在那个特殊年代，为特定政治服务的所谓“批判文章”，也是从文化加政治的切入点来制造荒诞谬论的。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在这个大潮中，中国建筑学人也风起云涌地以各种形式开展了建筑与文化的学术讨论活动。如：周治良先生等组织召开了一年一届的“中国传统建筑与园林学术讨论会”，陆元鼎、朱良文先生等发起了“中国民居学术讨论会”，洪铁城先生会同同济大学、南京工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等发起了“全国建筑评论会”，洪铁城、杨永生、张抗抗等发在南昌、杭州先后举办了“建筑与文学座谈会”，顾孟潮先生等发起了“建筑文化沙龙”，吴国力先生等发起了“建筑创作小组活动”，等等。而在这大潮中，以高介华先生为首的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建筑与文化学术委员会发起和组织的中国“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其规模之大，动员之广，成果之丰硕，影响之深刻，是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的不争事实和鲜亮旗帜。在这里更需要说明的是，辛勤忙碌于一线的建筑师，或许较少参加各类学术讨论会，但在耳濡目染的环境影响之下，其设计理念的发展、变化，实际上说明却都是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成员。从武夷山庄、独一居、阙里宾舍等到西安“三唐”工程、乌鲁木齐人民大会堂、敦煌机场候机楼、拉萨博物馆、北京香山饭店、上海博物馆以及近今的邓小平纪念馆、周恩来纪念馆等项目上，都可以看到建筑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至于几十年来建筑师们陆续推出的建筑文化学、建筑美学、传统民居、建筑哲学、景观学、人居环境堪舆学等方面的宏篇巨制，更是举不胜举。可以说，都是建筑新文化运动中的丰硕成果。在本文结尾之际，作为中国建筑师和建筑学人，我们以诚挚的感激之心，感谢以高介华、巫纪光、王铎、吴庆洲、饶维纯、王冬、张先进、张敏龙、杨秉德等诸位先生为首的历届中国“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的组织者，17年来坚持不懈，克服困难，使“讨论会”连续召开，并在事实上形成了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的导向和核心力量。中国“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之所以能如此，是由于这个群体和广大建筑学人所焕发的生机力量，其重要因素在于它具有：
前瞻性。以文化为切入点，把握时代脉络，解决“中国建筑向何处去？”这一基本的方向性问题。
主体性。体现中国建筑师和建筑学人对西方文化引入的一种自觉地反思、辨析、借鉴和自我发展的问题。
理论性。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始终扣紧中国建筑历史，特别是地方建筑历史文化特征的发展及轰轰烈烈的当代建筑实践，探讨其发展规律，解决现实建筑实践中的理论问题。
主导性。每次讨论会都以鲜明的主题，为时代把脉，总结和引领未来发展方向。
交流性。建立了一个在中国建筑界规模至大，亦至为广泛和固定的学术平台，定期交流，彼此借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999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倪(Joesph.S.Nye)提出了一个“软实力”的强国概念，即通过吸引力(Attraction)来实现发展目标，而不是靠武力威胁、报复和经济制裁。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影响力，从而提高软实力”写进《决定》中。毫无疑义，中国建筑新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方面之一，是属于现时代提高中国“软实力”强国的重要阵线之一。“天降大任”，创新、构建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新理论、新学派、新文化，已历史地落在当代中国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人的肩上。21世纪也应是中国建筑新文化运动不断发展的世纪！附：“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丛书目录1 中国建筑文化学(高介华 谭刚毅)2 中国古代建筑思想史纲(王鲁民)3 中国墓葬建筑文化(李德喜 郭德维)4 中国建筑典章制度考录(刘雨婷)5 中国建筑形制源流(郭华瑜)6 中国建筑理论钩沉(曹春平)7 中国建筑创作概论(余卓群 龙彬)8 中国建筑图学文化源流(刘克明)9 中国古代建筑环境生态观(沈福熙 刘杰)10 中国建筑外部空间构成(戴俭)11 中国古代住居与住居文化(张宏)12 中国建筑装饰艺术文化源流(沈福熙 沈鸿明)13 中国军事建筑艺术(吴庆洲)14 中国桥梁建筑艺术(肖旻)15 中国江南水乡建筑文化(周学鹰 马晓)16 中国客家建筑文化(吴庆洲)17 中国书院文化与建筑(杨慎初)18 中国江南禅宗寺院建筑(张十庆)19 中国古代苑园与文化(王铎)20 中国历代名建筑志(喻学才)21 中国历代名匠志(喻学才)22 中国史前古城(马世之)23 中国文化与中国城市(宋启林 蔡立力)24 中国村镇建筑文化(李百浩 万艳华)25 中国建筑文化之西渐(冯江 刘虹)26 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刘先觉)27 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杨秉德)28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与文化(李百浩)29 中国西南地域建筑文化(戴志中 杨宇振)30 中国与东南亚民居建筑文化比较研究(施维琳)31 中国新建筑文化之理论建构(徐千里)32 中国古典建筑的意象化生存(袁忠)
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