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都市实践　作者:urbanus　日期:2007-08-28

　　我们的主持建筑师王辉是一个才思敏捷，知识广博的才子。他有几篇颇为精彩的建筑评论文章。这里就是其中一篇相当出彩的文章。
　　误读《大跃进》
　　Mis-reading“Great Leap Forward”

　　摘要
　　作为对《大跃进》的一种解读, 本文充分肯定该书提出的珠三角的发展完全产生了一种新的建筑学知识的观点,并提醒读者循此观点去重新认识当今我们实践的理论依据.
　　用建筑师的眼光来解读另一个建筑师看世界的眼光，难，也不难。建筑师自身构筑世界的职业本能，决定了他的眼光具有主观的构筑性，而不是客观的如实反映。用这种被主观构筑了的客观来理解库哈斯和他的弟子们编撰的大部头《大跃进》，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笔者并不介意误读，因为笔者的读书兴趣并不是《大跃进》这一文本，而是通过这本书对那个世界的描述来引发笔者对那个世界的再思考；另一方面，笔者坚信库哈斯也不介意误读珠三角，因为他对珠三角的兴趣并不在于珠三角，而是借珠三角解释了他的建筑观。
　　在这本700页的巨著中，库哈斯本人虽然只是做了两页的亮相，但却清晰地表述了他对当代建筑的理解，对建筑学的再定义，对当代城市模型的描述，和对以珠江三角为原型的亚洲城市的一种态度。

　　1.    当代建筑学的政治基础
　　当代建筑理论是以时代条件为基础，还是依然沉溺于历史理论的陈词滥调中，是库哈斯在1996年起领导的哈佛大学研究生的“关于城市的课题”（Project on the City）所要回答的问题。《大跃进》是这一研究的起点。其目的在于解秘在当代城市急剧变化条件下建筑学的新的可能性。库哈斯们直觉地意识到以往的城市概念在当今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尤其是象市场这样非建筑学的因素的介入，使世界范围内的城市都在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蜕变，令传统的建筑学知识无以应付。但建筑师对这种变化却很漠然，使建筑设计与当代城市的裂隙在加大。因此，有必要研究当代城市的本质。
　　有意思的是, 三十年前，库哈斯把纽约做为了解当代城市的切口，而此时他把珠三角五个城市构成的城市带做为最富有解剖意义的标本。这个选择，透视了库哈斯理论逻辑的基石——政治是建筑的前提。
　　珠三角的繁荣是中国当代政治学的产物，中华文明以北方为核心的政治集权体系使南方经常沦为政治学的真空。中国近代史上，除了北阀革命发祥于广东，鲜见广东人有多少政治热忱。 事实上，广东人对政治的漠然并不等于说他们不是政治家。相反，广东的土壤孕育了中国式的政治头脑，他们不热衷于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而献身，却精明于将政治理解为对政策的拿捏，从而把政治学转化为策略学，以服务于最实用和最实惠的目的。在这个政治上不会兴风作浪的土地，是最稳妥的政策的试金石。这种政治上的文脉条件，可能比地理位置上与香港、澳门毗邻的优势，更能说明为什么中国首批经济特区的三分之二选址于广东。
　　爱因斯坦关于能量的公式已经证明，事物的能量是巨大的，但能使之爆发需要合适的机缘。当生产关系成为约束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时,政治的缺口自然是被压抑的能量所要爆发之处。 中国当代政治的急剧转化和政策的特殊性、模糊性和多变性，是珠三角所以能发展的非建筑学原因。库哈斯们准确把握了政治之于珠三角的意义。在这本大部头书中，对中国政治的叙述和解析，几乎贯穿在七个章节；而“意识形态”（Ideology）和“政策”（Policy）这两章，则直接以政治为题目。在所有章节中，又不时穿插了马清运对中国国情的小注解。这些对中国当代政治的诠释，对于非中国读者而言是必要的背景知识，但对于中国读者，似乎因为浅显和翻译上的拗口，很容易成为被忽略去的章节。有的读者甚至可以找出其中的不准确性。但这些都不本质。本质的是库哈斯们直觉地观察到了当代中国政治或政策的不确定性之于当代建筑的重要性，这点在对哈佛“关于城市的课题”的总结中，JEFFREY INABA 写到：
　　更重要的是，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和俄国绵延的共产主义迅速地改变了我们的假设，即这些所谓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已经从NO改为¥￡$。相反，他们似乎形成了一个中间状态——MAYBE。在中国，市场经济中“等等看”的试验的确应被肯定为一种谨慎的实践。它在玩弄拥抱与拒绝、反抗与顺从、反对与反悔、提议与修正，这都是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式城市化中的可选择技术。之如邓小平会说，中国特色的“¥￡$”。
　　这种不定性的政治，为各种可能性创造了发展空间，与在不定性中产生的当代建筑发生了契合。《大跃进》中，我们可以不时地在那些版权化了的（coded）名词 中找到对这种政治不确定的肯定。例如:

AMBIGUITY    “模糊性”是一种杠杆，用政策的不确定性来获取政治与经济上的最大利益。
ASYMMETRY    “非对称性”加强了不平等。
DIALECTICS    “辩证法”的模糊逻辑用来为矛盾辩护。
INFRAED    “不可见”是一种隐密的妥协和双重标准的策略，一种对历史的武断篡改，使得十九世纪的理念和二十一世纪的现实接轨。
NEGLECT REVERSAL    “反忽略”是通过寻求更大的忽略或自主性
orACULAR MAGIC    “神谕魔术”用随机和不可预测的方式来定义目标
STRATEGY    “策略”在珠三角形成了一个永恒的摇摆

　　这些词汇的解释中含了一些敏感的政治因素，笔者在此不多做翻译，详情可参看原文, 和明年即将出版的该书中译文。
　　政治的不确定性不仅产生了暴发户，也为建筑师参与社会创造了空前的可能性。许多人面临中国当代史无前例的城市化，更多关注的是具体项目的机运和经济上的机运，而不能正视这种政治的可能性为建筑学和建筑师所创就的机运。把握这种机运，去重新阐述建筑学的能量和能力，恰恰是库哈斯们要做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库哈斯的政治态度是顺流而上，而不是逆流而进。在中外知识分子传统之中，历来是崇尚“清流”的，即对现世的批判与抵制。库哈斯则采取了与主流合流的道路，通过清晰地认识社会现实，顺势而进，去获得在时代机遇下最好的可能。他并不具有任何批判性，只是充满了批判式的策略。因此，有许多人评价他很Cynical——玩世、犬儒主义、实用主义等等。但这种玩世，难道有何不妥吗？对政治的敏感和热忱，往往使一个设计师能够积蓄一定的势能。库哈斯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典范，从他的作品中，能看到一种跨越一般性的审美，一种对文化的广泛考察，一种对现代条件的摄取。因此，他往往能够在一些非常政治化的项目中把握住方向，例如，CCTV。

　　2. 当代建筑学的再定义
　　库哈斯的玩世在于他并不乌托邦，他的玩世之风往往溢于其对事物本质的赤裸裸揭露。作为建筑师，当年被诱入职业之门的大多是那门金光灿灿的建筑学，但建筑学在当今的中国建筑条件下是什么呢？《大跃进》给了一条新的注释：建筑=股票、商品、利润、地位；偶然地被联系为建筑艺术与科学，珠三角的建筑是被史无前例的时间、速度和数量的压力所左右的。
　　《大跃进》提醒我们建筑学已经“成为制造利润的工具，因此，建筑的首要功能已不再是服务人的生活需求”。 传统上与建筑学相关的概念，例如美学、舒适的环境，人的使用都被压抑。而要强调与数量有关的量度，如建造时间、造价、回报率。
　　在资本主义时代，建筑学或多或少地成为资本的工具，虽然人们早已习之，但因此彻底地重新定义建筑学在资本社会中的奴隶身份，未必是人人都情愿接受的现实。建筑学从来是个诱人的反社会的角色。假如在世风的江河日下中，还有什么理想可言的话，建筑学很容易被想象成那种执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居住”命题逆流而上的中流砥柱。今天，无数建筑师都在努力地承担这个角色，甚至为自我的这种社会批判角色而自命得意。殊不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最左翼的角色，在这场以资本为主导的洪流中也会沦为反串最右翼的戏剧的捧角。当代中国的建筑学进步的一大指数（index）是边缘化的建筑师走向核心。这不只是指当前涌现出的一批成功的青年先锋建筑师，也包括世界范围上的前卫建筑师成了中国建筑舞台上的主角。他们的出现倒是使中国建筑出现了一种“加剧差异化”的图景。对比于《大跃进》所描述的十年前的中国建设，当今中国的建筑学似乎已摆脱了那种野味，而更加文明，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建筑的时尚化。《大跃进》一书中关于建筑的媒体曝光只是那些粗俗的楼盘广告。今天，同样的课题小组来中国采风时，所不应忽略的扫描对象是任何一本时尚杂志中都不可缺的关于时尚建筑学的篇章。但不要以为这是建筑学的扶正，恰恰是证明了建筑学被收偏成为正统的陪衬，更加繁花蔟景般地成了经济学的捧角。前不久，周榕教授在一篇对“运河上的院子”做理论总结的文章中这样地叙述了这种无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时尚设计的院子都被开发商与媒体联手炒作为一种最新的时尚，张永和之名不幸又一次违逆其本意地与时尚锚固在一起，成为市场推广中的时尚符号”。
　　这一事实再证明了十年前《大跃进》对建筑学的定义，即建筑学不是关于建筑,而是关于商品。事实上，假如十年前的定义只是感性和预测的，今天这种定义已成操作层面上的定局。十年前，由于开发商专业化能力较低而产生了中国建筑师的一度辉煌时代，这也是《大跃进》中所描述的。“中国建筑师”——比美国同行有2500倍以上的有效，10倍以上的快，当然，收入却也至多是人家的十分之一。 这一描述虽然偏颇，但也道出在当年楼市刚刚起步之时，建筑师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更直接。那时已经从业、在南方下海的建筑师都有着这样的体会，开发商在最短的时间内用现金收买一套图纸，有时甚至只是表现画，然后快速地将地皮炒出去，这也是《大跃进》所云的中国建筑师在几天之内能完成一个房子的设计，其实是一宗房地产交易的设计。
　　但今天，我们不得不扼腕建筑师与投资人之间更遥远的距离。由于资本操作的更加逻辑与规范，投资方已被一环又一环的职业经理人、经济分析师、文化策划师、营销人员、专业人员（从设计队伍中分离出去而成为设计管理者）所包围，构筑成强大的参谋阵营，之如封建军阀总被羽扇官巾的军师所环绕，使建筑学成为图解经济学的工具。
　　库哈斯们在十年前的这个敏锐的洞察可能至今都未被所有的建筑师所体验。今天，在有关建筑的牢骚中，我们更多地听到的是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对建筑学的压制。许多人把对这种压制的摆脱寄望于以经济为杠杆的民主社会中，于是任何中国体制下的阴影，似乎都能在非中国体制中得以摆脱。殊不知，当政治学的压抑被经济学解放后，可能会进入一个更可悲的深渊。

　　3．库哈斯的城市模型
　　《大跃进》所描述的是库哈斯命名为”剧异城市”:
　　传统城市要求的是一种平衡、和谐、与同质性。而剧异城市©的基础则建立于各个部分之间的最大的差异性--不论是互补或是相互竞争的。在一种常态的策略性恐慌气氛下，剧异城市©所靠的并不是按部就班的创造理想，而是在侥幸、意外、及缺陷中做投机式的开发或利用。虽然剧异城市©的模型看来似乎粗暴，而且必须依靠各部分的原始活力，这之间的悖论实际上却说明它是精巧而细致的。任何部位的细微改变都需要以整体的调节来重新还原各极端之间的均衡。
　　加剧差异化的城市是库哈斯自从意识到城市的本质是不同的个体的文化拥塞后，所一直在寻找的一种城市模型。这种条件在中产化的资本主义时代被抑制住了，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差异化是静态的，并不表现出一种活力。例如，美国城市中也存在着极度开发和极度废弃的地区之间的差异，但废弃的区域是一片死寂，并不构成参与城市生活的力量。
　　但珠三角的模式则完全不同。这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带，将数以百计的城市与村镇无休止地联结起来，在极短的时间内，堆积不同质量的区域与建筑。如果平行地研究在这种线性的图式下中国城市的规划管理，不难看出规划政策在这一条线上的不均质：集权的力量突显在城市地区，因而很有序；而在村镇区域，即使有“所”级的规划部门存在，也是城市管理的松懈环节。在这个链索中，所有制的形式也是不断地在城市的公有制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之间切换。这种管理上的不均质，势必造就出混沌的景象。
　　这个不均质的图谱也是由不均质的人口构成的。城市化的实质是一种变换身份的移民活动。珠三角由于其特殊的发展，构成了一次移民的热潮，一时间精英与草根一同跳进一个旋涡，他们怀着不同的理想标准来转换自身的社会身份，因而也构成了欲望的不均质，在《大跃进》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字句：“在深圳许多流动人口并没有庇护场所，一个叫小阳的女孩和她的两个兄弟及父母生活在深圳货站台”， 而“高尔夫乌托邦”又使另一部分人过着另一种生活。
　　差异化之所以被加剧，是因为这种差异性并不是在相互排斥，而是在相互推进。中国当今的城市化是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机会。从操作模式上，中国当今的城市扩张不是建立在争夺有限的城市空间的基础之上，而是不断地扩张城市空间，因而将不同的利益群体间的生存空间的争夺，转化为共同的跃进。加之对自然资源和国际资源的无节制使用，使中国的发展不受短缺经济学的左右，造就了各个阶层都很积极和活跃的场面。这种共生，构筑了当代中国城市的混沌美。
　　然而，和谐美几乎是当前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共同评分标准，而支持不和谐美几乎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如果读了《大跃进》，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不同层次的能力和欲望的差异，不和谐美是当前社会的实质，而用和谐美来掩盖不和谐美，则构成了当前社会审美的矛盾性和滑稽性。几年前，深圳市政府进行了一场对违章建筑的扫荡活动，一时间扫荡掉以几十万平方米计的不和谐建筑。但这一表面上使城市和谐的举动，却火爆了以“城中村”为代表的廉租房的市场，从而更激化了城市中“不和谐因素”。近日来，“国六条”的颁布，也是部分地针对城市中拆迁过激的现象。许多城市的拆迁对象是不美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如果按库哈斯的理解，在加剧差异化的城市中，这种不美是差异的体现，可能是更好的审美对象。如此类推，当今中国的许多以“美”或“和谐”为标准的建设活动，是否是一种徒劳，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一种不会审美的行为呢？

　　4.对中国式的城市化的态度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来中国实践的外国建筑师不胜枚举，但库哈斯几乎是唯一的一位抱着来中国学习态度的外国建筑师。在《大跃进》前言中，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珠三角所发生的城市现象证明了“存在着（与西方知识）平衡的宇宙，这种存在完全矛盾于全球化等于全球知识的假设”。 换言之，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亚洲城市化，是既往的以西方体系为核心的建筑学知识所无以解释的，这也是《大跃进》所要研究的内容。库哈斯的这种见地，既不是那些用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华实践的外国人所能拥有的，也不是那些盲目崇洋媚外、一心认为西方知识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业主和设计师所能企及的。中国的发展固然要借鉴外国的经验与教训，但中国发展的速度与规模也存在着无先例可循的事实。遗憾的是，近二十年的发展，极少有像《大跃进》这样的专著，力图以中国自身条件为原点，去寻找一切西方既有知识以外的理论，来理清这场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运动的本质。
　　建构这门新知识，需要对现实的极度敏感，以及一种幼稚的热情。这种敏感和热情几乎发生在《大跃进》的每一个作者身上。《大跃进》充满了不专业的写实摄影，记录了奇形怪状的城市现象。读者不要误会库哈斯们是用一种讽刺的笔调来看这些现象，相反，他们的用心是乐观和积极的。从东莞的二奶村，到珠海的高尔夫球场，到拥塞的广州火车站，无一照片不是在暴露这个社会的龌龊面同时，包含着对现实的一种礼赞，或是对现实的一种善意的曲解。并由这种曲解引申出一种发自心底的激情。这种激情有时也天真得可爱。例如，在对幕墙的描述中，幕墙非常政治地与深圳速度联系起来，因为只有幕墙才跟得上每天2.5层的建造速度！（这个数据显然不可靠） 。而幕墙的政治意义也在于它能在低造价和高速度前提下给创意制造了巨大的空间。于是，幕墙，成了一场幕墙的战争。War和Wall在英文上的近似谐音又制造出一个注册了的名词——Curtain War：通过幕墙的复杂性而不是简单性来实现一种“多则是多”的审美。在图解这场战争中，作者先是用与高技的幕墙形成鲜明比照的竹脚手架来开场。进而图饰不同的幕墙系统用于同一立面。当然，这一图示极不科学，因为不可能把固定窗和可开启窗比照成两种系统。之后，为证明“多而多”的论点，把因中国规范中的排烟与通风要求而设计的可开启扇解释成骇人听闻的高科技幕墙背后并没有空调系统。最后，猎奇心又把挂在幕墙的可开启扇上的挂衣杆做为一种新的幕墙现象。 对于这样稚朴的描述，不要从是否真实的角度来理解，而要从一种富具热情的观察角度来欣赏。
　　这种激情，对于绝大多数献身于这场城市化的中国建筑师而言，是麻木的，因为他们从来不认为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在构筑一个全新的建筑学知识体系。因此，他们也不会去自觉地拥抱这个现实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这是多严重的错失良机。当今在创造人类文明史、尤其是经济史的奇迹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小康思想；在讲究人性化的同时，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停留在小我私利的计较之上。诚然，这样的意识更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实用性，但面对这个时代的机遇，如果再有一些童真的热情的话，中国贡献给世界乃至整个文明史的东西也许能更多一些。

　　5. 结语
　　《大跃进》的价值在于重新调整了审美的指针，知识的罗盘，使中国人民天天在体验的现实，无论是美好还是肮脏，变成中国实践唯一可信的起点。用库哈斯的话来说，全球性不等于全球知识，一句话，不要企图用任何现成的西方知识来救中国，用中国的现实来理解当代的建筑学吧。
　　这是一种启迪，理解了它，这本书也可以不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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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孙中山这样的北阀革命肇始者们即使是广东籍，却事实上是来源于外地；而广东本地军阀，例如陈炯明，则最终还是表现出对革命的惰性。
　　AMOMA / Rem Koolhaas，Content，P257
　　《大跃进》的撰稿人在各自对中国的独立观察中，用注册方式产生了一组版权化化的词汇。这些词汇中，固然有一些小聪明式的发明，例如Curtain War（幕墙战争，其英文谐音于幕墙）,Great Leap forward（用五十年代末的政治名词来描述今天的发展，更有可读性），Photoshop（图像处理的专业软件，用来形容一件事可以用任何事的组合而成）,……但不少词汇的发明也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城市化的本质。根据该书作者之一刘宇扬的解释:“版权所有”（copyright）的原义不是要把名词专利化，而是把这些平时习以为常的字眼转换为技术或策略用语，以重新定义或描述珠三角的状态。要非如此，可能没有适当的文字来为珠三角建立属于它的理论基础。 而“版权所有”的做法既可避免创造新名词的尴尬（也没这个必要），又可加强现有名词的能量，代表了珠三角本身的拿来主义的最佳实践。

　　P163
　　P165
　　周榕，《焦虑语境中的从容叙事--“运河上的院子”的中国性解读》，《时代建筑》2006-3 ，P51
　　P161
　　P
　　P532
　　P401
　　P28
　　P217
　　P218-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