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来自于学生时代的一次谈话，当时谈到“这个时代塑造这么多明星建筑师，谁更闪耀”的问题。这貌似是个无聊的问题：因为一般而言，每个伟大的建筑师都是特别的，无法比较，或者说无需比较。比如盖里和安藤，你实在很难说钛合金板和清水混凝土墙哪个更胜一筹。但一番讨论之后，同学苏毅的观点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建筑师的伟大程度，就要看他“下崽”的数量和质量。

OMA（OfficeforMetropolitanArchitecture）是被誉为20世纪末建筑学旗手的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Khoolhass）主持的设计机构。对这家机构和这位明星，几乎全世界所有学习或从事这个专业的学生和建筑师都耳熟能详。即将离开OMA自立门户的前北京事务所负责人奥雷·舍人（OleScheeren）曾表示：“有一个被奉为建筑界教父的导师，是这家事务所的幸运。”①并不想宣扬库哈斯在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丰功伟绩，因为歌功颂德或者恶语相伤者已经比比皆是，我更感兴趣于OMA事务所另外一个特征：在行业内强大的繁殖力。当你在谷歌图片搜索中键入OMA并点击回车后，会发现出现的第一张图片就是一个红鼻子老太太。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会跳出来这样一张图片？因为在荷兰语中，OMA的原意就是“祖母”。

看一下OMA的历史就可以明白“祖母”的意味：MVRDV、FOA、KCAP、BIG等事务所内名声显赫的建筑师都曾在OMA工作过。如果我们将MVRDV这样从OMA离开后成立的事务所称为第一代，将从第一代离开独立执业称为第二代，那么OMA这个祖母的第二代中已经产生了BIG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的佼佼者。从不完全统计来看，离开OMA独立执业的建筑师，已建立了7家世界级建筑事务所，世界各地的行业新星中，来自OMA的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OMA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建筑设计行业内繁殖力最强，繁殖质量最高的建筑事务所。就像《纽约时报》所评论的那样——库哈斯：“建筑师时代建筑师的建筑师”。

MVRDV

MVRDV是1991年成立的，创办者为韦尼·马斯（WinyMaas），雅各布·凡·里斯（JacobvanRijs）和娜莎莉·德·弗里斯（NathaliedeVries）三人。

“密度”是MVRDV的核心理念，《FARMAX》、《MetaCityDataTown》、《Costa—Iberica》、《KM3》等一系列著作代表了他们对密度观念的进展。应该说，这种密度极致的思考方式与库哈斯所提到的“拥挤”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癫狂的纽约》一书中，库哈斯就认为摩天楼的天才之处在于建筑外表和其内部表现之间的分离，建筑外部形象不变，内部的功能和使用却“拥挤”而多变。这个观点所展现的大都会拥挤文化（CultureofCongestion），无疑让人很自然的联想到MVRDV的密度研究（当然，荷兰自古就是一个用地紧张的国家，密度是荷兰建筑师们一直以来的兴趣）。而MVRDV的个性就在于，他们充分运用计算机来将“拥挤”这样一个特征以“密度”的方式推到极致，从而获得了自身价值。此外，MVRDV的作品经常表现出倾斜或折叠连续板片和盒子堆积的形式特点，这与OMA的作品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这种偏好在MVRDV的许多作品中反复出现，折叠板片既把室外的景观带入室内，又创造了室内与室外之间的过渡空间，而堆积的盒子则成为某种密度条件下最直接的解决方案。OMA也常常利用倾斜折叠的板片和堆积的盒子作为建筑语言来使用，两家甚至常常有极为相似的形式结果。虽然MVRDV不承认受到OMA的直接影响，但事实上，他们的作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与OMA的作品很接近——在设计方法方面在对现有规则的重释方面，在独特的设计概念和惯用的设计母题方面，他们的相似性显而易见。

FOA

FOA事务所（ForeignOfficeArchitects）是西班牙人A·Z·波罗(AlejandroZaerapolo)和伊朗人F·穆萨维(FarshidMoussavi)两夫妇创办的。两人于1991年从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进入鹿特丹的OMA事务所，1993年在英国伦敦建立自己的事务所。最近，该事务所因夫妻离婚风波而宣告解散。

从1995年日本横滨国际客运码头(YokohamaIntemationalPortTerminal)项目中标开始，通过在世界各地的一系列项目，FOA逐渐为世人所熟悉。波罗说道：“当我们在A.A.（英国建筑联盟学校）开始我们的学术研究时，那里对于映像和定量分析并没有多少兴趣。我们开始使用数据、统计、图表和类似的东西。这可能部分地继承自OMA和雷姆·库哈斯对定量和精确功能的兴趣，部分源自经由SanfordKwinter和JeffKipnis得知的彼得·艾森曼对几何学与图表操作的兴趣。”②在OMA的工作经历和库哈斯的理论对两人的影响，还表现在他们对待表皮和建筑实验的态度上。表皮也是FOA建筑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系统发育理论正是通过表皮这一媒介得以实现的。在OMA的工作中，他们逐渐意识到实验同工程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很多项目中，FOA使用一层表皮在垂直方向上不断折叠围合，在不同层面的表皮之间形成了建筑的内部空间，这可能与他们在OMA的工作经历有关。当然，从日本世博会西班牙馆和雷文斯设计与传媒学院新楼两个设计中可以看出，FOA对表皮所呈现的图像方面给予的关注度已经远远超过了OMA。

PLOT

JulienDeSmedt（1975年生于布鲁塞尔）和BjarkeIngels（1974年生于哥本哈根）于鹿特丹OMA工作期间相识，2001年元旦他们共同成立了PLOT这个事务所，并迅速成为丹麦建筑界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事务所。

他们对于建筑的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投入密集的研究与分析，事务所的名称PLOT（情节）可以很好地解释他们的设计哲学和运作模式：由情节联系的一系列事件才能成为一种叙述。每个事件都有它自身的洞察力、戏剧性和美感，但是脱离了情节，它们只能成为相互孤立的部件的堆积。孤立地看，事件似乎是随机而无意义的，但是联系起来看，它们在超越的意志中达到高潮。这种方式很明显取自库哈斯：一直以来，建筑成为他发掘和制造事件的方式，而他将记者对事件的本能关注带入了建筑。

JDS&BIG

2006年，在经过了5年成果颇丰的合作后，两位合伙人决定终止在PLOT事务所的合作，转而成立了两家独立运作的公司：JDS（JuliensDesignStudio）和BIG（BjarkeIngelsGroup）。他们开始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继续探索一种实用主义的乌托邦建筑。从PLOT的哥本哈根集合住宅到BIG的世界妇女运动会运动员村，可以明显看到一些建筑语言的延续性和相似性。现在，BIG通过自己在世界各地的惊人业绩，已然成为建筑界的一颗新星。

无论对于PLOT还是BIG，虽然每次处理问题的具体方式不同，但是简而言之，也是通过非常规地直接操作一些空间形态，来满足人们生理或心理使用上的需求，例如“W”塔，山地酒店以及世博会丹麦馆，都采用了对线性体量的直接编辑，而OMA设计的中国CCTV和德国汉堡科学中心也有异曲同工之意。应该说，他们的这种直接，与OMA过去到现在一直在建筑中使用的“粗暴”分离或拼接非常相似。

DnA

具有OMA经历的中国建筑事务所DnA（Design and Architecture）：女建筑师徐甜甜。中国清华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受教育之后，徐甜甜曾进入OMA工作。2004年回国后，伴随鄂尔多斯美术馆，宋庄美术馆等一系列作品的建成，徐甜甜在中国国内声名鹊起。虽然没有很多关于自己建筑的理论化描述，但是在OMA工作过的经历使我们看到她的作品时很容易产生联想，这些相似性很可能是受到OMA思考方式和工作方法的影响。

总结一下，孩子们存在如下几大特点：

·与OMA类似的雄心
这与O M A的野心或身分认证有关。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天下为己任”，正如库哈斯“我们在水泥砂浆的死海中泥足深陷。如果我们不解除自己对真实的依赖，并重新将建筑视作一种思考古老问题的方式，建筑学也许将不会持续到2050年”的语言风格一般，他们中的很多人常常大放厥词。

“整个世界数据是无限的，对于这样一个无限的事情，只是对有限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当有限的数据放进模型又产生结果的时候，本身的循环就是无限的。” ——Winy Mass（MVRDV“如果你旁边是一堆屎，为什么要与它们和谐·” ——Zaha Hadid（Zaha Hadid Architects）

“我们认为，为了应对今天的挑战，一种乌托邦式的建筑模式正引导着沉闷盒子的实用主义和天真的乌托邦数字现实主义进入人们尚未涉足的广阔领域。”——Bjarke Ingels（BIG）

·文化背景多元，遍布世界各地

这与OMA的全球化特征有关。OMA产生的重要建筑师的国籍，有荷兰、西班牙、英国、丹麦、德国、瑞士等等。究其原因，库哈斯理论支点的全球性特征至关重要。在几乎所有的著作中，库哈斯都是把视野放置于整个世界的尺度上的，谈到的都是当代建筑发展的普遍性，全球化而非地域性的原理：“我第一次到哈佛时，发现那里有老师传授理论知识……然而有时候，学生们可能在该主题上更了解实际的情况……有个课题是讨论没落的港口地区如何进行更新，班上有来自新加坡的学生。然而在新加坡，废弃港口这样的想法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学生本身即富有特殊的知识，并在研究工作上可以轻易地加以动员。在这点上，我倒是发现全球化的某种间接效果。”③这种与众不同的姿态和初衷自然而然的使OMA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建筑师也因此对到OMA工作充满了好奇和兴趣。

·可以认为孩子们都是OMA某些风格或理论点的极致版

这一点与OMA理论体系的非美学性，多样性以及丰富性有关。库哈斯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理论工作：“据统计，在这个世纪所有的建造物中，建筑师参与设计的只占了总数的2％左右。当我谈论丑陋，我不是在谈某种美学价值，而是一些并无清晰美学或美学的野心亦非首要之务的营造物。我在其中所感兴趣的是种同属性、平凡、中立，或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建造一些有趣的事物，却不含任何美学价值这样的事实。泯灭美和丑的分野，我们才得以发掘许多其它的品质。”④“我极少追绝对的客观性。我的分析和研究可以作为宣言的一部分，并总是混杂了对过去的思虑反省和对未来的展望行事。”⑤正是在这样一个更具开放性的理论基础上，M V R DV发展了拥挤的概念，FOA发展了表皮和折叠面的手法，PLOT和BIG继承了建筑的情节和叙事性。

伊东丰雄曾说：“库哈斯是一个将作为社会现象的建筑转变成令人反感的事件的记者，是世界上惟一的这种类型的建筑师。”OMA与同时代的Herzog & DeMeuron、Peter Zumther、Daniel Liberskind乃至Frank Ghery等人的不同便在于：他相对远离诸如空间或者建构这类建筑学本身的传统核心，更多地将观念建立在某种指导时代的规律上，这种规律更靠近人的活模式，也可说是社会学，于是在这个规律上，便生发出更多更有生命力的可能。库哈斯谈到：“我在世界各地遇过不少所谓空间派的建筑师，但对于谈论这个议题，我总是感到有些障碍。当我问彼得·埃森曼空间是什么，他回答我说，就是当做出来的东西会咔哩咔哩作响的时候……然而早在10年前，我就该表示我不适合或看不见这些向度。”⑥“光从建筑这个角度来说，恐怕不会走太远。你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AMO（Architecture Metropolitan　Ofice，AMO是OMA建筑实践的一个对称的设计和研究机构，它的工作包括媒体、政治、技术、时尚、策展、出版和平面设计），我希望它能做一些更多的其他事情，最近我加入一个十几人的小组，对欧洲在2020年～2030年期间的发展提建议，以前欧洲特别地内向，特别地只顾自己，现在我想打破这种观念，来修正它的这种身份，让它有一种紧迫感，就这种事情，特别让人激动，希望我以后经常做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⑦

常常有人将库哈斯与柯布进行“旗手”式的类比，但大多都是从建筑的本身出发。我倒觉得，两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为学科引入新鲜血液：以《走向新建筑》为标志，柯布的工作伴生着工业革命，将全新的工业技术体系作为支撑引入建筑学；以《癫狂的纽约》为标志，库哈斯的工作伴生着信息技术革命，将全新的人文体系作为支撑引入建筑学。从这样的角度看来，库哈斯作为20世纪向21世纪转型时代的建筑学领军人物，有如此多，如此强势的子孙后代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库哈斯本人对他所承担的旗手角色并不是那么享受：“库哈斯是如此明显地抱怨这种状态，因为整个‘超级棒的荷兰建筑’运动都承载在他这个支点上，几乎把他压垮。那天晚上，他对M V R D V的V P R O办公楼发表了意见，最后宣布在‘超级荷兰’运动中缺乏批判性。”⑧

一般而言，建筑师的职业生涯都从加入前辈的建筑事务所工作开始的，而且大多是从这个过程中学习关于建筑的职业技巧和建造经验。而OMA的孩子们从OMA学到的不仅仅是关于建筑方面的经验，或说最重要的不是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在库哈斯的人文体系、思考方式、理论架构乃至工作方法中寻找适合自己或者是感兴趣的部分，是最为重要的收获。

OMA和它的孩子们说明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当一个建筑理念所蕴含的价值体系到达超越学科本身固有价值的层面，它的张力就更强大，也就可以衍生出更多有命力的分支，而一个比较末端的分支虽然自身很有力量，却很难生发出众多有张力的分支。对于建筑学而言，越接近于学科传统的内容：诸如空间、材料等，分支的张力就越小，反之则越大，也许这一点和遗传学中通过“远缘杂交”⑨的优势，基因可以获得充分多样性的道理是一致的。回到文章开篇的话题，在这样一个建筑界群星璀璨满天星斗的年代，在这样一个发展速度奇快的国度，在我们被一颗颗新星晃得头昏眼花时，在我们追逐张三之后又热捧李四而不知所从时，希望本文能为匆匆行路的人们提供一些参考。

注释：
① 库哈斯的乌托邦：O M A的建筑成颠覆性的代名词。http://cul.qidian.com/#Show.aspx?mid=4&rid=125694
② FOA建筑师事务所建筑设计观念及设计
方法研究
③ 库哈斯谈库哈斯，p113
④ 库哈斯谈库哈斯，p93
⑤ 库哈斯谈库哈斯，p58
⑥ 库哈斯谈库哈斯，p45
⑦ “其实CCTV大楼是一个温柔的建筑”——专访建筑师雷姆·库哈斯
⑧ 从现实主义到现实：荷兰建筑的未来，世界建筑，2005年7月
⑨ 不同种属之间，或是地理上远缘的种内亚种之间个体的交配称为远缘杂交，所得个体称为远缘杂种。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07223.htm?fr=ala0_1
·本文转自ABBS合作杂志《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