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安德鲁,一个与中国国家大剧院、浦东国际机场、东方艺术中心等著名建筑物联系在一起的名字。昨天,这位法国建筑师来到上海书城与读者见面,不过,这次安德鲁带来的不是宏伟建筑构思,而是他创作出版的第一本小说《记忆的群岛》,“这是一本‘新小说派’风格的小说。”安德鲁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一直试图成为作家。” 小说是国家大剧院建设十年的产物 几十年来,保罗·安德鲁的足迹遍布于世界各大城市的建筑工地,但对他来说,文学梦始终是一个无法挥去的理想。“我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建设的十年中,从来没有停止思索,这本小说是我这十年在中国沉思的产物。”安德鲁这样形容这本他自己目前唯一出版的小说的诞生,虽然这本小说的内容可能和中国毫无瓜葛。出版社为这本小说的定位是“新小说”,对此安德鲁倒并不否认这一有点“过时”的写作手法,“可以称它是新小说。”安德鲁说,“这本书在讲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可能是长篇诗歌,也可以是小说,但重要的是那是我写的。这本书写完之后,就像把它扔到了空中,但我希望有人能接到它。”安德鲁此次还带来了自己的另一部作品《国家大剧院》,在这本画册中,安德鲁用自己的文字和手稿、照片叙述了从国家大剧院“怀胎”到诞生的过程,“对我来说,《国家大剧院》也是本小说,记述了我在建筑国家大剧院十年的‘历险’经历。” 作为驰名世界的建筑大师,安德鲁说他一直试图在文学上有所尝试,“我一直试图做一个作家。写作对我和建筑同等重要。”“而要我回答为什么写作,我只有一个平凡的回答,我爱写作,我觉得我有责任和感觉写下去,《记忆的群岛》就是这么写下来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写作和绘画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我看来音乐、小说、设计、绘画都是没有边际的,文字对设计很重要,音乐对文字也很重要,这是一个文化循环。”安德鲁说。十年里,安德鲁频繁穿梭于世界各地的建筑场,安德鲁说小说是这段时期见缝插针写下来的,“小说从1999年开始写,2000年完成,其中主要是在晚上创作的。当我希望写的时候,就去写,一篇篇就这样写下来了。相对建筑设计,写作给我更多的自由和随意,而不像设计建筑需要一步一步严谨地进行,有太多的计划。”在安德鲁看来,大多数人对建筑的兴趣度远远小于文学,普通人也更能从文字中理解自己的感受,“读者可以从我的文字中感受到我的情感、情绪,建筑没有办法带来这种满足感。” 安德鲁的第二任妻子是一名作家,安德鲁说,在这位行家面前,他却不敢班门弄斧,“她会不停地指出我哪里写得不好,告诉我怎么写,我反而就不写了。”现在摆脱了第二任妻子在写作上的过分帮忙,安德鲁反而能用文字更自由地表达自己。《记忆的群岛》法文版只有2000册不到,而此次中文版印数却高达8000册。 国家大剧院,“我一生最重要的作品” 谈到个人最重要的作品,许多艺术家都会说,“我都喜欢它们。”但安德鲁会毫不犹豫地给出自己的答案———中国国家大剧院,“我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在安德鲁看来,国家大剧院对他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戴高乐机场。国家大剧院十年的建设中,安德鲁说他几乎每个月都会在中国,“但很遗憾在中国十年来,我还没有学会中文。”十年来,国家大剧院建设方案总处于不停的争议中,安德鲁表示,在设计、建设国家大剧院期间,他个人和相关部门确实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安德鲁并不喜欢和同意“妥协”这个词,因为各种原因,设计、建设方案总是在不停更改,“有许多条件的限制,但我需要遵从它,所以不断地改这改那。”安德鲁回忆说,“我想要造我心目中的东西,但最后为了让它顺利建设,大剧院的位置离开长安街更多距离,在长安街你是看不到这个建筑的。但我心里想的是,‘不能轻易把建筑像家具一样挪来挪去’,后来我还是做了改动,但也基本上遵从了我自己的设计理念。” 让外界鲜为人知的是,安德鲁表示他曾一度放弃这个项目,安德鲁说,“那时候我已经决定放弃了,最后主办方还是力邀我继续这个项目。双方的想法最后达到一致,大剧院最后也终于完成了。”安德鲁出席了大剧院落成后的一系列演出,他说,坐在自己设计的剧院中,最兴奋的是坐在那里看着观众低头私语谈论这个建筑,“这种感觉好极了。” 当然外界对大剧院的设计者安德鲁的争议从没有停止过,其中最主要的质疑是安德鲁没有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设计中,安德鲁对这样有点突兀的设计理念反而有些得意,“我很自豪地说,我们在建造未来的建筑。”“大剧院没有窗和门,这样给他们伊甸园的感觉。”在安德鲁那里,建筑并不需要太过于迎合当地的传统文化,“我不希望它仅仅是中国式的,这当然不容易。” 安德鲁的许多设计也只能停留在纸上,当记者拿出《保罗·安德鲁》这本讲解安德鲁所有作品的图册时,安德鲁激动地翻到了那些永远停留在画册上的设计作品上,“这件作品真的非常棒,但很遗憾最后没有施工。”传说中安德鲁主持设计的澳门一家赌场建筑,安德鲁证实“工程被取消了”。 至今未从戴高乐机场事故中恢复 保罗·安德鲁在建筑界的成名之作是由他主持设计的巴黎戴高乐机场,而几年前戴高乐机场发生的一起坍塌事故一直萦绕在安德鲁心头。“当我接到电话得知事故发生的时候,我在北京。”安德鲁说起初他不愿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后来我在电视里看到事故确实发生了。”虽然事故调查结果显示,坍塌和安德鲁的设计没有直接关系,“但这起事故几年来我一直无法忘怀,至今我还没有从这起事故中恢复过来。”安德鲁说,现在每次回到巴黎,穿越发生事故的戴高乐机场,安德鲁说,他还是心有余悸地看着四周,想着到底这是怎么发生的。说到这里,这位七旬老人的情绪立刻失落起来,勉强噙住泪水。 虽然如此,但机场设计无疑是安德鲁建筑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之一。“每次自己的航班在那些我设计的机场降落,这种感觉好极了。(因为)那是我的———我设计的。”他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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