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当建筑师”，当“母爱在行动”的志愿者邓婕听到灾区的小朋友徐仲伟说出这一句时，她的印象真是深刻，因为几乎其余被访的小朋友都说“要当解放军”。

　　建筑评论者史建刚从台湾回来。因为汶川地震时他不在内地，只好大量搜集台湾9·21地震后的照片希望能用作参考，回来之后，在一个由《城市中国》组织的 “震后城市和家园重建”的论坛上，他和《城市中国》的主编姜臖说起其中一张照片：“一个学校的教学楼被揭开后，一个班的孩子在那儿蜷缩着，你能看到这些孩子全都没有受伤，身上没有血迹。那些非常小的孩子保持着那样一个蜷缩的姿态，全都窒息而死。”姜臖的眼睛红了。对于一个有责任感的建筑师来说，汶川地震后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校舍倒塌的照片已经太多，但没有一张照片和史建提到的情景相类似。

　　曾经参加过台湾9·21震后重建的台湾建筑师一再请史建带话：“台湾的经验表明，这次大陆四川的地震和台湾的地震有大量的相似性，唐山的地震发生在平原地区，四川的地震发生在山区，山区地震以后，整个的山脉全都被震酥，导致整个山川河流、自然植被，包括地下水的走向，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适合做村镇的地方现在不见得合适了。在这个时候，务必不能马上做城市和村镇的规划和建设，要等自然恢复一段时间。”

　　————当四川灾区大面积的建筑被震塌之后，“建筑师”和“建筑”在灾区重建期间所应承担的责任应该是怎样的？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和9·21台湾地震的建筑师在此刻有怎样的经验和设想？

　　安全是建筑师的份内事

　　张路峰是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的教授，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尔后走上建筑教席的唐山人，他懂得那种劫后余生的感受。12岁时他懵懵懂懂，不知道害怕，因为“一点地震意识都没有”，“从来没有地震教育”，这一次跟着电视台的直播，那种成年人对灾难的感同身受比童年尤甚。他跟我说：“我不能看电视上那些残酷的画面了，晚上又开始做噩梦，我自己就觉得：我们都是幸存者，我每一天都是幸存者，我已经很幸运了。”

　　幸存者的身份令他有着极强的感恩意识，建筑师的身份则让他能够清晰地反省。他说：“受灾的人没有像建筑师想的那么复杂，去担心震后快速重建会抹去城市的历史痕迹。当时我们就想先要有个地方住，再重新建立生活体系。没人想要住进跟震前一样的房子，也没人想天天看着那些地震遗址。”

　　他依然记得唐山地震后的景象。从地震7月底到入冬之前，“由地震棚组成的简易城市就形成了”，这些地震棚和今天的活动板房的景象是很不同的。从一些老照片来看，“城市基本上在废墟上面慢慢形成，屋顶用油毡做，上面压了很多砖头。”70年代国力有限，人们只能自救，连小孩也参与搭建临时城市，“地震后一个月我们就复课，没教室，大家就在瓦砾堆上挂个小黑板上课，一边劳动一边上点简单的课。那时我刚上初中一年级，开学先把废墟里能用的完整砖头找出来，我们把砂浆刮掉，高年级砌墙。砌墙前先立木柱，是古代的构筑方法。围墙建1米高，往上用空投的席子、油毡围上，两面抹泥，形成简易的墙体，冬天就能保温。余震也不怕，倒也倒不了多少，上面的倒下来砸不着人。”这样的“墙”在原来的地基上建——废墟清完之后地基出来，砌一段墙再把捡到的窗框也弄上去。“老师得找有技术的工人、农民来砌墙，我们都抹不上泥，一抹啪的一声就掉下来了。”

　　这样的简易城市经过4年，1980年，他家搬进了地震后盖的第一批房子。“当时我家老人都不敢进去，说房子这么结实，倒了没法救啊。这些房子是国家分配的，按各个单位各个系统分，我父亲单位按7口人给他分了两套，房型是一室半，大概36平米。”

　　唐山大地震过去了32年，但唐山新城呈现的永久城市的平行形态仍时不时遭人诟病。作为大学建筑系教授的张路峰不这么看：“城市都是一天天积累起来的，有它的历史，突然之间所有建筑生日变成同一天，树都是新种的，一下子变成平行城市，确实单调。唐山新城着急建，但地震后一段时间地质条件不稳定，不知道原来的地底下发生了什么，所以就用了农田，田里没有一棵大树，只有小树和房子。城市整个往西北方向推，异地重建。可是现在过了32年，很多树都长得超过房子了。虽然说它的房子都一样，但是现在人的痕迹进去了也不‘单调’。”他家在地震后分到的房子还在住，那是他的家。“唐山的重建不考虑审美，就考虑安全，盖得特别结实，大批量工业化重复生产，叫内浇外挂。一个吊车的轨道必须要能盖五栋楼，拐个弯就盖不了了，房子盖得很快。房子间距道路太宽，不太讲究空间效果，它就需要两边房子倒下来中间的路还能用。拿现在观点批评它是不对的，因为它解决的是当时的问题，好比拿后现代批评现代，拿今人批评古人，这大可不必。我觉得那时候真是壮举，在4年之后每家都有住房自来水，也没有国际援助。”

　　他觉得城市规划是个有力有效的工具，特别是灾后重建时。当别人为汶川3个月出规划图太快而担心时，他说：“规划里其实包含很多工程规划，比如说先去做土地规划、灾害评估、基础设施规划、通讯、电力、交通、给水排水，这些东西得先做，不然不能盖房子。建筑师头脑一热马上要现场去盖房子是不行的。起码得先修路，把路修通了，修路意味着管道得跟着路走，城市规划只搭了一个架子，然后把建筑往上放。否则光盖房子，基础设施往哪儿接？”

　　32年前，唐山在抗震救灾时的口号是“人定胜天，重建家园”；32年之后的汶川，大家说：“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张路峰更多地把前者解释为集体意识。“在灾难面前最好是相信政府，政府能够在短期内调动一切资源，任何团体、个体是做不了的。政府顾及不到的，民间再介入。”当90%的房子垮塌之时，在不可抗力的自然之外，建筑的安全性重新被放回第一位。建筑所需要的团队工作比建筑师个人的自我表达来得重要。建筑师在灾难后进行反省是很重要的。建筑师不是救世主，但有很大的社会责任；社会层面的事情要有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参与。不是说你想延续传统文化，就延续了，好比你延续了街道，但不一定能延续街道生活。建筑师想的是如何让城市更有趣，他们要保留地震前的痕迹，而灾民想的是如何抹去创伤，他们不敢看那些地震前的痕迹——每个痕迹都记载着他们瞬间失去亲人的故事。建筑师更应该从灾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不要自我膨胀得太厉害。

　　他又提醒说：“并非活着有口气就是生命，而是有尊严地活着——建筑师应该做建筑师份内的事情。”

　　建筑不只是房子

　　从2月份开始，史建在他策划的纽约建筑中心“因地制宜，中国本土建筑展”（buildingchina）里，试图用崔恺、王澍、刘家琨、都市实践、张雷已经建成并且投入使用的建筑作品来阐述中国实验建筑在“以退为进”本土裂变后的走向。他在策展词中写道：“‘因地制宜’绝不是一种退避和守成的姿态，它充满着东方的智慧，隐含着再造东方建筑学的宏愿。”在中国标准设计院作汇报讲座时，他在5个作品的基础上又挑选了台湾实验建筑师黄声远和谢英俊的作品，作了一场5+2的演讲。

　　谢英俊在台湾9·21地震后为了帮助日月潭的邵族部落重建家园，不惜把工作室搬到山里，驻扎达9年之久。他采取了社会学家的工作方法，深入部落中，跟原住民打成一片，以环保、绿色和可持续的建筑理念，研究当地的住房特色，希望建筑如此进入人们的生活。他用钢、草和各种回收物发明出一套经济的设计系统，目的是结合当地的社会条件，令居民在最简单的经济条件下能够自己盖房。

　　他设计的轻钢结构屋型令居民可以在5万元的成本控制下盖自己的房子。现在，继河北翟城之后，他在河南兰考做了地球屋003号。

　　黄声远自动“下乡”了10多年，他曾经在2005年的深圳建筑双年展上展示自己的台北宜兰项目，现在那个地方有了更大的变化。在宜兰的挪东小镇，你可以看到他的建筑团队为达到 “营造公共空间”效果所做出的努力。这种公共空间的营造包含着点线面的努力。小镇的河道中，是他们自己种植植物做的生态绿化；为建设当地的社会福利馆 （相当于社区中心），他们通过调查，发现老人更爱看每日流动的车河，这大概是老人们在潜意识中证明自己仍然有活力。于是他们就建议把福利馆朝向公路。这样经年累月下来，你现在已经很容易看到挪东小镇因公共空间带出的小镇活力。

　　史建说，谢英俊天生能够和原住民打成一片，但他缺乏和高层沟通的技巧；黄声远不同，当他确立目标后，采取的往往是和当地政府合作的方式，政府将项目交给他，而他能够筹来经费。“两人虽然采取的都是自下而上的实践方式，但是都通过了自己的深度介入，选择能够把自己项目推动下去的方式，令建筑起到比盖房子本身更广泛的作用。”

　　————而这两个例子对于当下的地震重建也有参考价值。

　　5·12的汶川地震和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不同，它也不同于9·21的台湾地震。在这个尤为特殊的历史时刻，通过政府的快速反应和媒体的及时报道，灾民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因此有良好的“众志成城”的可能性。史建考虑得更多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社会上的资金是足够的，台湾那边有过类似的经验，原住民早期被过度关注，曝光率很高，资金大量投入，时间拉长了，但五年以后，资金没有了，媒体关注降到零的时候，居民的失落感就会非常强。国家社会来救你，不可能救一辈子，怎么才能让人有尊严地活下去？”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建设部建筑设计研究院之前已经设计了震中北川中学。副院长崔恺说：“建筑师要造出谢英俊的房子，肯定不是在办公室里，一定要在现场。我估计马上要出现的局面是各地要包干做设计，做设计就有些机会。在这样一个由政府来牵头，通过分配任务、各省支援的情况下，各省的开发商直接进入，在这个地方定向投资捐款；还有一个方法是合作，请台湾、日本的建筑师来合作，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大家不会像平常一样去做一个新农村。建筑师介入的价值是保证建成的城市不是一堆垃圾。”讲到速度，他说：“现在看报纸，3个月规划，3年重建，很显然，速度是第一位，人从无处可居到有临时居所，这个过程要快。生存都有问题时，谈乌托邦没有意义。从一个特别原始的临时住房到建一个未来的城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规划，还包括人文结构等各个方面，也包括原来的地方能不能居住。”崔恺提到了所谓的长期计划和近期计划。近期计划，第一步可以采用临时房，但它如何在过渡阶段，在保持速度的同时，做出一些不那么大跃进式的设计？而长期规划，则是各方面社会资源协调后的结果。

　　张路峰认为，现在的问题还包括各地建筑师职业水平不均衡，在西部县城，一级职业建筑师基本没有。这么多城市需要建，职业建筑师是不是能有相当的职业水平？现在不但灾区需要重建，职业系统也需要重建，不然再发生重大灾害时我们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