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此话不假。凡为世间人,便摆脱不了地域性的限制。每个人的性情喜好,无不因为家乡的“风土人情”而打上鲜明的地域烙印。江南人精明灵秀,塞北汉大气粗犷,燕赵多壮士,湖广出才子,川人敏辩,鲁人善贾,概都是受其“地理”影响,“人文”薰陶,而形成的群体性格差异。而这种差异反映在“文化”上,便显象出精彩纷呈,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而在地域文化中,历来最能激起我们自豪感的,多是缘于那些留存青史,“生于斯、长于斯”的名人达士、帝王将相或才子佳人了。这些文化“名星”,高级“老乡”,以其无可置辩的影响力及渗透力,成为谈论地域文化绕也绕不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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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山西人。
对于自己的家乡,却迟迟不敢下笔,就缘于从前的山西,文化太悠久,太丰厚,太灿烂,而时下的山西,又太颓败,太尴尬,太沉重了。这种巨大的反差造就的慨然与惆怅,在每个山西人心里都复杂地纠缠着,痛苦地反刍着。古黄河的尧天舜日早已远去了,大唐朝的风流俊才已经退场了,五代时的刀光剑影已经落幕了,宋元时的浅吟低唱已经嘶哑了,明清际的革命烈火已经淡然了,便是那喧闹一时的学大寨放卫星,也已过时了。今天,不甘心的山西人,在一个叫余秋雨的学者提醒下,又兴奋地拣起“祖上曾经阔过”的票号文化,呐喊起来,闹哄起来。其实,曾经总是弄潮时代风头浪尖,开创是一代文化先河的山西人,应有更多的选择,更大气的举措。
我一直以为,中国诸省份中,就人才的层递性、多样性及锋利性而言,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讲,没有一个可与山西相比。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山西籍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层出不穷,举不胜举。春秋霸主晋文公,大周女皇武则天,汉代名将霍去病,宋代贤相司马光,文学大家柳宗元,羞花美人杨玉环……这些大名鼎鼎的重量级人物,无不傲视当代,名垂千古。也许是因为山西名人太多,领域分布太广,所以写一篇关于山西的文章,总不免有掉书袋之嫌。因为你要举的,你想举的名士实在太多,太多了。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山西人的地域表象特征比较明显(张口就知道你是山西人),但其群体人格却算不上张扬,模糊得只能说大气,鲜明得也只能说大气。他们大体上是温文敦厚,浑朴典雅的。至今,在山西广大乡村,红白喜事,都有复杂讲究的套数,与一些乡野老人攀谈,也颇有古风。然而,作为一种地域精神表征,我们却很难在山西名人的身上归纳些山西的特色来。他们太大气,太浩荡了,那种人格,那些气质,早已跨越吕梁太行,随着涛涛黄河,伴着强劲西风,化入每个炎黄子孙的骨髓,吹入每个中国人的心田。那是一种只能称其为民族精神的伟大人格。他们太杰出了,杰出的只需表达自己,他们太伟大了,伟大的只能代表自己。在此,我无意论证山西人便代表了中国,但却不能自私地把他们的精神限定为山西精神。
中国文人历来骄傲自己的籍贯渊源。古来介绍诗人,多在大名之后,紧跟一句何方人氏的补充。许多名人大家就常以家乡为号,或称柳河东,或名王临川,或号涑水先生,或叫青莲居士。而今人贾平凹,虽没有自号“贾陕西”,却始终保持着浓重的陕西腔,快活地张扬着“俺是西安人”的鲜明风采,煞是可爱。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山西诗人关于故乡的诗篇很少。我想,并非他们不爱此地。而是因为他们历来地域观念单薄,其目光从不为层山沟壑所阻隔,其才情总是随滚滚黄河而奔倾。他们历来都是胸怀四海,放眼天下。在浩瀚的史料里,我时时为他们的智慧而惊叹,被他们的气质所折服。他们温文敦厚,聪明大气,特别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总是可以独领风骚,开创一代先河。
我想这一点大概是“教化”的结果。除了天地自然的教化,除了良好的天赋秉性,关健还与“人师“有关。山西自然有不少名师先贤。春秋时出了个有名的儒学大教育家荀子,战国时又有授苏张纵横之术的鬼谷子,隋末唐初,还出了一个培养房玄龄、魏征等贤臣名相的大教育家王通。这位王通老先生历害,他的孙子王勃就更厉害。众所周知,二十岁时他就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不朽名篇《腾王阁序》。这般年纪,能写出“落霞与孤雁齐飞,水天共长一色”的绝妙好词来,自然与他的“家渊极深”有关。据《谈薮》言,他“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点窜。时人谓之‘腹稿’”。就此而论,我以为并非以“天才”蔽之那么简单,而是肯定与他爷爷的教育方法有关。如你所知,人家写《腾王阁序》也没打草稿,这自然跟从小受到科学严格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在此,你不能不佩服这位老生生确实有两下子。唐诗历来以雄朴浑厚著称。至今,我们读唐人的诗句,依然会那气势所撼。而在唐代诗人里,山西诗人占有相当的份量。据统计,《全唐诗》近五万首作品,二千余名诗人,有758名诗人姓名可考,而其中山西籍就有82人。诗作方面,仅太原白居易一人的诗作就达2000余首。这些数据不能不令人惊叹。唐诗中,无论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精妙哲思,还是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大气豪爽;无论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淡雅清新,还是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疏淡峻洁,都精彩得要命,漂亮得要命。是的,好作品是能要命,甚至能要了作者的命。当年,山西诗人薛道衡就因为一句“空粱落燕泥”,招来隋炀帝的嫉妒,借口把头砍了,看你还会“空粱落燕泥”么?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被山西诗人的才华与气质所折服。没有完备的学识,没有强健的人格,是写不出这样意气风发,飘逸恬然的诗作来。”
我们都知道并州的王维能诗善画,慧解佛道(因喜释氏,故字摩诘)。后人曾高度评价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诗画,构思精妙,禅意幽深,往往令人回味无穷。此外,他还特别精通乐理。据《国史补》言:“客有以《按乐图》示王维,维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后来有个认真人沈括仔细调研,认为此说不可信。我赞同他的看法。不过,王维的音乐水平是谁也不可否认的。年轻时,他就是靠弹得一手好琴,被引荐给一位皇家公主,引起好奇,继尔荐其诗作,才慢慢走红的。《国史补》还说,“维有诗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以为含英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乃李嘉佑诗也。”我不知道这话是褒是贬,只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有时也会“取人章句”,但丝毫不影响诗的质量。可见,唯有大气如王维、毛泽东这般人物,才不拘小节,大胆引用。
不怕说闲话,走自己的路,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在做些什么,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特别难得。如你所知,大部分读书人都有一种后天性的“软骨子病”,或见风使舵,或人云亦云,总之懒得思考,或是不敢思考。因为王维思考了,所以他无论诗画,乐理、佛道,都能做到独树一帜,颇有成就。而稍后的柳宗元,也很难得地坚持着自己的想法。众所周知,他的诗作“幽峭峻郁,自成一路”,尤其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小品,更为世人称道。当然,也正由于他太坚持原则,太有想法,政治上自然玩不转,贬来迁去,最后魂断偏远的南荒之地。
这位很有“人文”精神的老西儿,在柳州那几年,挖井,办学,种树,修庙,释婢,凭良心,靠热情,做了不少他能做的事。他死后,当地老百姓修了柳候祠,以最朴素的办法纪念他,感激他。记得现今一位柳州市副市长说过:“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起色,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若在天有灵,我想“老乡”那清瘦的脸上,一定会露出淡淡的笑容。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位智救小友的灵童,是山西夏县人。自小志向远大,聪慧好读,长大后,不但写就辉煌巨著《资治通鉴》,成了文坛巨擎,而且为官有道,是为一代贤相。而我们也都知道他在政治上以“保守”著称,当年王安石搞变法,因为太激烈,搞得官累民怨。但是王安石很霸道很武断,谁敢有异见,就马上贬官。当时,以司马光为首的“流俗”派,如苏东坡、欧阳修、范仲淹等大批有见识的官员都受到排挤,被贬被迁被流者不计次数。王安石坚持“通变”,就是“通通要变”,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是思想偏激,头脑发热的“梦想家产物”。如今搞政治经济学的,也都知道过激的“大跃进”改革实在要不得。历史上,老百姓受到这方面的苦已经太多太多了。而“流俗”,说白了,就是代表普通人的利益,这也是正常的、大众的看法。在当时政治高压下,坚持己见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敢“反对”就喻示着可能要剥你的官袍,抄你的私家。但这位老西儿不怕,他依然大义凛然,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看法。后来,王安石失败了,大家群起而攻之,嚷着把新法全部封杀。而唯有司马光,认为新法中的“免役法”(雇佣兵制)还有可取之处,予以保留。而且,对于王安石,也不主张报复,一棒子打死。至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位保守派领袖致以深深的敬意,为他的“固执”,为他的胸怀。如今,在其松柏森森的墓冢前,立有当年皇太后所赐的“杏花碑”一块。可惜,碑文被奸臣小人因嫉妒而磨平,现在看到的是后人补刻的。 明末清初之际,山西又出了一位诗书画医四绝的大学问家傅山。他聪明得不得了,无论书画,还是诗学,都有过人之处,独成一派,堪称北方文坛的领袖。梁启超就曾夸他的才学“黄河以北无人可比”。当时的康熙皇帝觉得他是个人才,便想给他个官职。但他很倔,坚守“正统”气节,就是不合作。当时是被强抬进北京靓见的。在他看到“大清门”三字时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不肯起来。皇帝最后也拿他无可奈何。要知他这样做,可能会触怒龙颜而掉脑袋的,可他就是不怕。也许你会置疑这种类似甘地“不运动政策”的消极低抗有多大意义,但你不能不敬佩他敢与皇帝搞对抗的勇气。便是今天,我们也没有理由笑话他骨子里的那股荡然清气与傲气。
这位执拗的老西儿,还有一大贡献就是在妇科的研究上。他编写的《傅青主女科》,是中国古代最好、最全面,也是最权威的妇科医学著作。今日此领域的专家学人,依然视为精典。在他那个时代,一个大男人,特别是一位有名望的读书人,专攻妇科,为女子排忧解难,是需要很大勇气与魄力的。据说他还曾写过一本《性史》。由此可以看出这位老头(准女权主义者)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特立独行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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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气候干燥,林木稀少,强劲的西北风扬起满面的风沙,使得山西人长相多以粗犷见长。若你还记得历史上唯一的农民总理陈永贵,那你一定对那张白羊肚手巾下的面容,记忆犹新。那层层叠叠,沟沟壑壑的脸上,总是挂着憨憨的笑容。但莫要小看这张脸。在那笑容背后,隐藏的是内敛、是隐忍,是工于心计,是讲究策略。
作为一个农民,他算是做到了极致。因为他把农民的智慧运用得淋漓尽致。尽管到了后来,变成了闹剧,那是他不可控制的,不能怪他。我相信,在那政治浪尖的那几年,离开黄土地的陈永贵是不快乐的。因为那地毯、香茶、接见、讲话,都不是他喜欢的,犹如把耕地的老牛赶到鸡窝里孵小鸡一样别扭。我想他有被服从的无奈,被摆弄的愤怒,被耻笑的压力,所以,他只有以几近顽固的“白羊肚、圆布鞋”作标志,搞些无谓的潜意识对抗,维持他最后那点可怜的自尊。
陈永贵没想到要名垂青史,没想过要做国家领导,他只是以农民的朴素意识,欢乐地勾画着一个农民的 “乌托邦”。他的种种表现,虽有投机、取巧之嫌,可那只是期望一种来自“上面”的肯定与赞扬,仅此而已。在这个过程及层面上,陈要比全中国其它的村支书都聪明得多,敏捷得多。他以农民特有的直觉与智慧,很快就领悟了最高指示背后的含义。他做得很漂亮,领导自然很满意。于是,步步高升,直到最终沦为一个高级的政治玩偶。这个可怜的山西农民,最终还是被愚弄了。
不知为何,山西人一直持有一种很特别的政治情结。对于政治,总是有着莫名高涨的热情与兴趣。便是普遍老百姓,也往往喜欢嚼些所谓高层内幕的舌头。杂七杂八的政治秘闻更是山西人喜欢的饭后谈资。我想,这大概与山西独特的历史渊源有关。
山西西南依着黄河天险,东北有吕梁、太行阻隔,构成一个易守难攻的天然军事要塞。而山西又有“表里河山”之称。晋中有铁,晋南有盐,晋北有马,加上河东的粮棉,自然是一个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好地方。而在雁门关之外,历来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也就是说,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山西都有特别重要的军事价值。因此,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甚至有“欲得天下,先取山西”的说法。因此,山西历来争战就多,朝代更换快。汉时常为匈奴侵扰,北魏在此建立政权,五代时汉、晋、唐又先后在此更替,宋时这里又被夏、金、辽轮流控制,清时这里是反清复明基地。山西人在频繁的动乱及政变中,经历了太多的惊吓与荣辱。他们对于政治的敏感正是缘于对自身安危的关注及保护。譬如说,若打听些内幕消息,早点做那准备,以求躲过灾祸,或揣摩下政治风向,及时改变立场,捞些投机好处。这本是一种本能的自然反应。然而在漫长历史的研磨下,渐渐化为情绪的齑粉,伴着四溅的口水,成为一种不自觉地习惯心理,甚至沦为一种病态性的群体嗜好。 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缘于山西的人文历史中,政治人物与政治智慧占有太大的比重了。山西人中,政治手腕运用最好,也算最早的,首推春秋第一霸主晋文公了。这位君主名叫重耳。长得怪不用说,搞得老妈也不喜欢。最后皇太子都做不成,让他弟弟抢了宝座,只能灰溜溜地流亡“国外”,组织临时政府搞对抗。在国外流浪的十几个年头,受够了屈辱,但他都以山西人的特质忍了。最后在强大的盟国帮助下,打回国内去,推翻旧政权,终于坐上了他早该坐的宝座。然后,他又用几年的功夫,远交近攻,精打细算,终于成就一代霸业。在他身上,内敛、隐忍,机变,远谋,善长心理攻势,标榜道德力量,这些政治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这些影响,并最终成为山西政治权术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山西最具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便是一代女皇武则天了。武则天是山西文水县人,在并州长大。这姑娘打小就聪明伶俐,性情泼辣。最有代表性的故事就是向唐太宗表白驯烈马理论。她说只需要鞭、锥、刀三样东西就可以驯服任何一匹烈马。先用鞭抽,不行,再用锥刺,还不行,那就一刀结果算了。这个故事充分显示了小媚娘的“铁姑娘”性格:没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展示性格不是媚娘的目的,她的第一动机是要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
自然,她的目的达到了,唐太宗上勾了。后来,她又勾引太子,再到亲手掐死自己的闺女去诬陷皇后,再后来等做了女皇,又利用酷吏,鼓励写检举信等政治手腕,虽都谈不上有多高明,却很实用,并且也达到了预期目的。这就是山西人的政治策略:不择手段,只求实效。千年之后,山西又走出一位之样的女人,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这位很有心计的兰贵人,据说是当年父亲在山西长治任道台时,收养的一位汉家姑娘,后改姓叶赫拉那氏,教她诗琴书画。我们都知道慈禧的字不错,大气刚正。如今故宫里,她题写的匾额条幅,随处可见。可见这小妮子自小是下了不少功夫的。后来选秀女时入的宫,靠唱一支山西民间小调,引起咸丰皇帝的兴趣,并最终做了皇后,皇太后。她心毒手辣,精通权术,以“铁”的手腕,实际统治中国三十余年。关于慈禧的身世,贵为太后,自然避讳得紧,其真实情况自然已无可考。不过,慈禧少女时期在长治度过,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如今,城里还有一处古迹,相传是她当年读书的书房。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想要玩转政治,只有“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懂得“软”的一面,想办法收买人心。在这方面,山西人有着丰厚的政治经验。因为,山西有一大批贤臣名相,他们的经验智慧,至到今日,还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毛泽东同志曾经赞叹过山西一个很有名气的政治家族―――裴氏家族。这个家族最特别之处,就是盛产“宰相”。汉唐以来,这个家族共出了59个宰相,59个大将军,21名附马,数百个省部级大臣,其他级别的官员就更不计其数(地理学家裴秀也出此门)。人才的多样密集,智慧的强劲延续,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家族中一个宰相的故事。他叫裴度。据《玉泉子》记载,一次,他的部下突然告诉他官印丢了。当时,“闻之者莫不失色”。他却不着急,反而命“张筵举乐”,大家都很纳闷,窃窃私语,替他着急。等到了大半夜,酒正喝在兴头上时,手下报告说官印还在。他也不搭理,继续喝他的酒。后来有人问其故,他说:“这肯定是手下一些办事人员拿去偷盖公章了。你不着急,他还可能给你送回来,若你着急发怒,把他逼急了,肯定会扔到火里水里的,也就不可能再找到了。”听了此话,大家都特别佩服他的气量。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叫领导艺术。其中个味,需由你慢慢品尝,细细感悟。
再讲一个,就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汾阳王郭子仪了。《谭宾录》载,郭子仪当了大官以后,每当部将汇报工作时,直入内室,老婆女儿妆梳时也不回避。有时,还让她们端茶倒水,当仆人使唤。家人很不高兴。有一天,他的子弟劝道:“您现在已经是有身份的人了,还如此随便,不管什么人,都能进您的卧室,恐怕便是霍去病那样不拘小节的将军也不会如此的。”他笑着说:“你这样想就错了。我现在‘官马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如果整天关着门,会引来不少人猜忌,若有小人一告状,皇帝耳根子一软,就可能灭我九族,抄我全家,你等小命也跟着我玩完。现在“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是兴,无所加也’,我是有意为之的。”大家一听,深感佩服。这是何等睿智的举动呀。特别是对一个成就如此功业,身居如此高位的人,何等难得呀。他以高超精妙的政治手腕,使其“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罪”,最后,落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终始人伦之盛无缺焉。卒年八十五”。这等圆满结局,羡煞人也。 醉心于权术政治,有时手段狠些倒罢了,若廉耻都不要,那可就太可怕了。五代时的石敬塘,因为想做皇帝的瘾太大了,为了求得塞外盟军的力量,竟认比他小的契丹王做父,甘做儿皇帝。真是把山西人的脸丢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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