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陵、明孝陵的风水，一直以来备受世人关注。刚刚出版的《百年堪舆——王者山河》，作者桐源居士对两者作了细致的分析比较，颇值一读。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辗转回国，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此，南京作为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实现之地”，与孙中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2年2月15日，像明清以来主政南京的大多当权者一样，带着几分对明太祖朱元璋这位农民出身却有着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的敬佩之情，孙中山祭奠了明孝陵。3月10日，在气势不凡、风景迤逦的钟山之麓，孙中山对他的战友说：“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他还笑言朱元璋这个明朝的开国皇帝，为什么不选现在中山陵的位置而选了明孝陵所在地作为葬地。时隔13年，孙中山临终嘱咐：“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
是什么原因使孙中山对这个地方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亲自选定并最终成为其归葬之地？史载，孙中山如是说：“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除了孙中山亲口解释的这个原因外，究竟还有没有其它方面的考虑？
曾5次环游世界，见识过无数名山大川的孙中山，对钟山情有独钟，他在《建国方略》中写道：“此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
毫无疑问，打动孙中山的，首先是钟山磅礴的气势，是明孝陵绝佳风水的启发。
历史上，钟山总是与南京连在一起。钟山因南京而响亮，南京为钟山而骄傲。
长江万里奔流至安徽芜湖后，往东北而上围绕着南京绕了一个半圆弧后再东流入海。受这条中国第一长河的阻隔影响，长江南部绵延约七、八十公里，龙气旺盛的宁镇山脉的走势显得与众不同，自东而西逆向而行，龙脉行止呈现出受长江环绕主导，就水而结的特点。
钟山又名蒋山，古称“龙山”，被誉为江南四大名山之一，是西行的宁镇山脉的最高峰，历来被认为是南京地区的群山之首，具有鲜明的风水地貌特征。早在东汉末年，就被诸葛亮、孙权等政治家视为“龙蟠”之地。
钟山是典型的华盖峰，中高旁低。山体略呈半圆弧形，三峰并峙，东西排列。主峰居中，名北高峰，海拔448.9米；东峰称小茅山，海拔365.8米；西峰称天堡山，海拔244.5米。由于华盖峰的形状宛如封建时代的官帽，古往今来，风水师均对其赞不绝口。普遍认为，华盖主贵，偏文。龙贵则帝王将相，龙贱亦能为官小贵。穴前正朝，尤吉；侧见，偏房，次之。亦有龙身带者，主世代官宦不绝。总之，有华盖峰出现，贵显有望，并且发越长久。
华盖峰又有多种，其中最为贵重也最为难得的是帝星华盖。南京的钟山还不属于帝星华盖。有说“华盖三台，尊极帝座”者，华盖三台确是，尊极帝座属过褒。但这并不损其贵，钟山高大雄伟，确有王者之气，不可等闲视之。钟山下的南京，风水预示着这里人才辈出，生生不息。
钟山东西长约7公里，南北宽3公里，呈东西走向横卧于南京城东北。粗看，钟山确有帝座之象，细察却又欠缺端圆方正，显为行龙之故。说钟山是风水贵砂中的华盖峰，只是就其山体形态而言，实际上，钟山是一条毋庸置疑的龙脉，名曰华盖龙，或三台华盖龙。钟山地层层面由北向南倾斜，缓缓展开，抗蚀性极强的石英砂岩覆盖在上，岩性较弱的紫红色页岩下垫于底，对地质起到较好的保护作用。北坡，因页岩出露、山地陡峻、阳光下紫红色页岩闪耀一片紫色，故称之为“紫金山”。南坡随地层而逐渐向南缓倾，明孝陵、中山陵东西相隔坐落于此。登临二陵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坐落在钟山南麓的明孝陵和中山陵，可谓风水宝地。
在以钟山为中心的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风水景象确实令人振奋。钟山西北，幕府山于乾卦绵延横亘，屏障长江；钟山之东，铜家山、龙王山、青龙山、大连山于震、巽两卦层层护卫，呈东北——西南走向向前包抄；钟山西面，五台山、清凉山、雨花台、岩山等丘岗连绵，低俯守护，为白虎砂；钟山西南，罐子山、牛首山、韩府山、将军山、翠屏山等群山起伏，于坤卦镇守拱卫；钟山之南有横山，状如天印的方山在远方正朝，江宁平原作为明堂平坦无垠。若没有其它不利因素的影响，“四象”皆备，气势不凡的钟山，风水格局实在十分理想。
钟山既然是一条明显的龙脉，那么，其真龙大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千百年来一直萦绕在所有关心这座城市的人的脑海里。
位于钟山之麓那个叫“独龙阜”的地方，宛如镶嵌在钟山上的一颗明珠，神秘而尊贵。
1400多年前，梁代高僧宝志和梁武帝萧衍不约而同地看上了这个地方，它最终成了黄泉路上先走一步的宝志和尚的葬身之地。800年后，一个叫朱元璋的人也看上了这个地方，要将它作为自己的万年吉壤。只是这个朱元璋是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一代高僧与其比起来，少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气魄。时空变了，大明国君不必理会他在阴间的抗议和叫屈。结果，“独龙阜”玩珠峰的主人从此改姓朱。
现在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的钟山风景区，几乎就是当年明孝陵的整个范围。在这处庞大的帝陵区域内，设计者将整座钟山以及部分水面作为“风水”景观，一起纳入孝陵的建筑规划设计中，从而实现了“因山为陵”、“天人合一”的中国帝陵建筑传统和文化理念。
选择金陵“龙脉”为葬地的朱元璋，在钟山之阳建造陵寝，钟山之阴建陪葬功臣墓，南北对应，尊卑昭然，完全符合“风水”要义。过去，有关典籍、史料认为，明孝陵、中山陵东去为龙头，富贵山至石头山为龙尾，依据是古人选择南京建都时均以东面的钟山为龙山，其实不然。正因为钟山是龙山，龙头才更应该在中山陵以西。从风水意义上说，明孝陵所背靠的中峰西侧才是龙头。这不仅因为百里行度的宁镇山脉自东面而来，直龙入首，尽结于钟山，龙脉绝无转身180度回龙顾祖之象，而且在实际地形中也得到充分的验证。主峰之阳向南微凸，中峰偏西，龙头微微昂起，嵯峨有石，即使在植被发育、林木茂盛的今天，仍隐约可见嶙峋岩石显露。东西横布、一路西行的龙脉，至此转头脱卸南下，龙气聚钟，尽结独龙阜玩珠峰。
    龙脉有贵贱之分。在龙的行止中，一般只会显露出三只爪，只有皇帝才配有四、五只爪。这些爪的表现形式，就是山体中下部左右间隔差不多等距伸出，总体走向一致但又形态各异、长度不一的山腿。钟山的来龙明显有四、五只爪。从这一点上看，钟山确有王者之气。呈华盖三峰状的钟山，以中峰最尊。独龙阜则是中峰下的一座圆形大土丘，高近百米，直径三、四百米，其形状宛如一座天然坟茔，明孝陵就恰好处在这座“坟茔”之下，呈典型的“玄武垂头”特征。孝陵西侧，有一条山脊，人称“小虎山”，高约90米，作为孝陵外畔的白虎砂；孝陵的东侧也有一条山脊，高90多米，是孝陵外畔的青龙砂。左青龙右白虎，对称排列。钟山西峰，向西南延伸为富贵山、覆舟山（小九华山）、鸡笼山（北极阁）、鼓楼岗、五台山，止于石头山（清凉山）、雨花台、岩山等丘岗，作为孝陵外重白虎砂。与西峰连接而重起的金星体圆珠状的富贵山，作为孝陵父母山伸出的白虎砂，略为抬头，对外镇压一方，对内兜收堂气，然后低俯向南延伸。东峰（小茅山）之下，有砂连出，止于马群，向孝陵弯环。中有紫霞湖，湖旁两山继续南下，作孝陵之青龙，层层叠叠。东峰之外，龙王山、青龙山、大连山遥为依靠，作孝陵青龙方的外重护砂。
    孝陵之前，直对寝宫的“梅花山”，高50米，上有东吴大帝孙权的陵墓，这条“好汉”沉睡1000多年后仍被朱元璋留下看守大门；近代被汪精卫看中成为其葬身之地，但大汉奸毕竟无德享用，最终被蒋介石抛骨扬灰。这一座玉屏状的小山实际上是明孝陵的案山，意义非凡，是龙穴成立的重要佐证。案山之南，明堂宽大平正。远方20多公里处，有俯伏拜揖的天印山（方山）作为远朝。更妙的是，孝陵前的三道“御河”均呈由左向右流淌的形势，风水上称之为“冠带水”，证佐龙真穴的，贵气非凡。右侧西南方向的前湖及逶迤南下的“钟山浦”作为“朱雀”，水面开阔，湖波荡漾，具有灵动翔舞的风水特征。
    如此一来，明孝陵实际上具备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风水“四象”，朝、案二山完备，成为十分难得的一处风水宝地。无论从明孝陵的来龙结作形态，还是从其“四象”来分析，明孝陵都无疑是钟山龙脉大结之所。事实证明，负责选陵的刘伯温、徐达等人皆非等闲之辈，尤其是精通堪舆的刘伯温。即使在600多年后的今天反复参详，明孝陵仍然可以确认是寻龙点穴准确无误的一个成功范例。
中山陵、明孝陵的风水，一直以来备受世人关注。刚刚出版的《百年堪舆——王者山河》，作者桐源居士对两者作了细致的分析比较，颇值一读。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精神内核。因此，古往今来，上自帝王将相，下到黎民百姓，无不在阳宅和阴宅上苦心经营，试图让自己生前舒服，死后逍遥，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随自然造化，生生不息。这种风水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孙中山，使他发出了对南京这块风水宝地异常钟爱的感慨，产生了与帝王朱元璋等在南京这块土地上曾经显赫过的历史人物死后归葬于南京钟山的同一想法。
毫无疑问，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孙中山是看重和讲究风水的。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自己却如此重视和讲究死后的归所，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其实，这是十分正常的。在孙中山的眼里，推翻封建制度才能谋求发展，这与个人重视和追求归葬地的风水并不对立。风水与封建迷信不可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也不能混为一谈。正视伟人的这一思想特点，不仅不会有损孙中山的光辉形象，相反，能够使孙中山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
早在商周时期，杰出的中国文化精英如姬昌等就已经注意到了易、命、风水这些无法完全认知，近乎神秘的自然现象，并为此作出了艰苦而成功的探索。从那时起，天相、地相、墓相合一，逐步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追求的理想目标。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除了像“文革”这样极少数的时间外，“风水”几乎无人不知，人们纷纷把它作为家族发展的头等大事来加以重视，努力经营。
显然，这种理念灌输给了熟悉中国历史文化的孙中山，给他的思想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的灵柩在白色的帷幔中由北平运抵南京，正式安葬中山陵。奉安以后，遗体安置在陵寝卧像下5米多深的钢筋混凝土坑内，刘梦锡总工程师用经纬仪对准江宁方山，随即用钢筋水泥封固。
气势雄伟的中山陵是不是风水宝地呢？这要从龙脉中的“结穴”说起。
风水上的“结穴”，指的是龙脉结作之穴。在堪舆实践中，风水师寻求的，正是这种能够“夺神功，改天命”的富贵之穴，与广义上的墓穴有性质上的不同。一般而言，不是龙脉结作之穴的墓穴大体上有凶、平两种可能，吉者甚少。
对于龙脉中的“结穴”方式和数量，历代风水师有着不同的见解。宋国师吴景鸾后裔吴皙所著《地理集解》，正式提出三停穴法，亦即一龙一山之中可有天穴、人穴、地穴的三才穴法。张子微对此早有看法，他说：“劝君不必论三才，但要天然穴自在。”蔡元定反对的态度直截了当，他首先分析原因：“‘三才’论穴乃术人迁就以玩俗人，要求财物”，是一种根据对方出价的高低，再决定予其扦天穴、人穴或地穴的商业行为，以致“世俗不惟昏愚者以为然，高明者亦或然之”，然后明确指出：“不知穴法天造地设，不可迁易，虽或有回避恶杀，或有贪见前面山水为之高下者，亦是天然。宜高宜下，非人力所能迁就也。”
到了明代，‘三才’论同样遭到徐善继、徐善述的驳斥。他们认为：“有生成之龙，必有生成之穴。不可高一尺，不可低一尺。不可过左，不可过右。”经曰：“太高则露，太低则沉”，“高则伤龙，低则伤穴。”但是，徐善继、徐善述并没有否认实践中存在的一山三穴的可能，《地理人子须知》卷四即列举了两个一山三穴均致富贵的例子，只是强调其中有主穴、次（辅）穴之分。
天、人、地三才穴，虽然符合普罗大众均富贵的善良愿望，但实践中是不可能的。《地理人子须知》列举的例子，其中涉及一个标准问题。如果不以龙脉正结的标准来衡量穴的价值地位，那么，山上的墓穴与龙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不清，两者混为一谈了。
俗语说：“一个山头葬十坟，一坟富贵九坟贫。”即使同山同向同朝水，甚至同堆共井茔，也会出现一边光华生富贵，一棺泥水绝人丁的情况，主、次（辅）穴所应的富贵贫贱是可以比较出来的。
笔者赞同风水大师蔡元定的看法。对于风水师来说，无论是阴宅还是阳宅，点穴的要求都是一致的，即求其一点，准确无误。
一山分上下高低不同之穴，风水师看法不一，争论不休，但一山左右横向分可有不同之穴，风水师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左右结不同之穴，多为以下情形：一是奶乳穴，如图示。诗曰：大龙双乳穴同垂，两穴同扦福力齐，单下一穴难见发，教君此理有玄微。二是肩井穴，如图示。诗曰：山如人坐作人形，龙虎腾腾作气迎，肩井窠中钟正气，高低取应要分明。要求两穴后必有靠山。三是土星天财、凹脑板鞍穴，如图示。一般认为穴居中，但也有认为该葬两角穴的，宛如葬在螃蟹的两个眼上。《地理仙婆集》云：“土星角好角上扦，两角齐好就窝弦。”无论是奶乳穴，还是肩井穴、两角穴，均要求穴前朝应对称，后有靠山端正。
与明孝陵同靠钟山北高峰，居东面呈左右排列的中山陵，风水理论上并没有排除其结穴的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龙脉正结的穴位是否成立？本身无龙脉，空对万重山；穴位不成立，枉有百水千山。任你九曲来朝，万山献秀，又有何用？
判断穴位是否成立，有一套完整的科学方法，也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用刘若谷的话说就是：“首识寻龙之法，次识结作之情，详究点穴之方，细观砂水之意。”
在堪舆实践中，相比较而言，寻龙稍为容易，点穴则十分艰难。点穴要先审自身，再看前朝；先察近处，再观远情；先有小明堂，再看外明堂。若小明堂不吉，外明堂再好也是枉然。风水界有句名言，叫做“三年寻龙，十年点穴”。说的是点穴功夫苦涩难学，极难掌握。
对于寻龙点穴，前人把它总结为“地理五诀”，即：龙、穴、砂、水、向，又称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
对于龙、穴、砂、水、向，实践中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运用。在形势派风水师眼里，“向”，实在不能与前四项并列。他们认为，既有一定之山，必有一定之向。形势派祖师杨筠松，就有“杨公杖法”（一种不使用罗盘，直接用竹杖确定朝向的方法，尤其适合在野外无准备的情况下随机使用）、板凳定向的传奇故事。
过硬的风水师与一般的风水爱好者的区别，体现在察龙观穴的方法上。风水爱好者只看穴形和前朝，常迷恋于风景的秀丽，而风水师则先从来龙去脉和龙穴自身看起，最后才是前朝。风水师不是不看前朝，而是龙的出身与其相比更为重要，是第一位的，来龙与自身不吉、不成立，一切就无从谈起。故而先究根由，察本，再及其它。风水爱好者因为缺乏风水认知，更谈不上实践经验，一般只能看到表象，贪图花实，不会也不懂深究来龙去脉，以致见到表就认为是里，本末不分，凭想当然判断决定。因此，风水师之间、风水师与风水爱好者的水平和功力的高低，集中表现为对这些细节的把握和处理上。
一般而言，好风水必有好风景；但是，好风景绝不等于好风水，有时恰恰是立见凶祸的坏风水。要掌握风景与风水之间的区别，绝非易事。古往今来，平民百姓分不清两者的关系，饱学之士分不清，学艺不精的风水先生分不清，目光远大、为国家独立、民族振兴奋斗终身的孙中山自然也未厘清。
90多年过去了，我们无从得知孙中山选址钟山作为葬身之所的真实想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诸葛亮等先贤赞美钟山风水的记述和传说使他对钟山的风水有了间接的认识，身处南京而多次登临钟山，以及晋谒明孝陵，更是给他留下了直接的感性印象。在钟山明孝陵东面的中茅峰上极目四望，确实气象万千，令人陶醉。背靠雄伟的钟山，前望秦淮流淌，一片浩淼无际，人的心胸豁然开朗，耳边仿佛听到了滚滚长江从西南流向东北，再折而向东，从外围环绕钟山的千古传唱的声音。两侧崇山峻秀，无边的江南大地在蓝天下朝气勃勃，迎山带水。江山如此多娇，切合时任大总统、以天下为己任的孙中山的治国理想，壮丽的河山、迷人的风景打动了意气风发的孙中山。
可惜的是，风景不等于风水！中山陵的风景虽然优美，但不是风水宝地，更不是“龙穴”。
之所以说中山陵不是龙穴所在之地，这要从钟山龙脉的走向去留和陵寝自身的形势说起。
前面谈到，明孝陵是“四象”皆备，且有龙鳞显露以为佐证，前列朱雀近有案山，远有朝应，湖水作为聚气之验，左右环侍，三道“御河”成冠带水横列穴前。更为重要的是，明孝陵明堂周正，十道天心证穴，有不易之理。虽然同在一山之中，相距不远，但中山陵的风水与其相比，就有着天壤之别了。
其一，明显高于明孝陵的中山陵，与明孝陵窝藏聚气的状况不同，坡面挺露，开阳而气流充足，气势更加宏伟壮观，十分适合时人爱高喜远的审美习惯。但风水上，龙穴结作却不以高低为标准，非愈高愈吉，相反，多数情况下恰好是高处来龙，低处结穴。“外山环抱者，风无所入，而内气聚。外山亏疏者，风有所入而内气散。气聚者暖，气散者冷。”（《堪舆泄秘》）结穴处喜水、爱窝藏，所谓得水藏风是也，高昂直硬至为避忌。具体到钟山这里，情况正是这样。中山陵后靠之主山显系龙脉西行之过山，不属结穴之所，此为根本之所在，只是一般人无法理解运用这一寻龙的精妙诀窍。
其二，看青龙白虎。《地理龙穴扼要》曰：“众山若臣子奴仆，龙虎如吾身肘臂，凡人穿衣吃饭，全靠此两手，乃自己得用之亲切者，故青龙白虎最关利害，要有情回内，要蔽穴内之风，收穴前之水，遮却外来之煞，可以定穴之虚实，上下左右又可以验人事之祸福”，把龙虎的重要性说得异乎寻常。中山陵的青龙、白虎呈不对称的虚实相间状。右，可借明孝陵东面的青龙砂和紫霞湖南延山脚为白虎，虽然弯环不足，山体总干向明孝陵西抱，但也有余砂向东伸出作为中山陵之护砂，不算为空；左青龙则有明显缺陷，除了钟山自身行度略有龙爪般的旁伸枝脚外，再无外砂像白虎砂那样对称地向前有力伸出，回环兜收。东南远处，虽有龙王山、青龙山、大连山为外围，在地势上予以帮补，但内砂空缺，外砂补充作用有限。青龙白虎，边有边无，出现明显的缺口。现今绿树掩映，多少遮盖了这种不足，但山形如此，龙虎或缺成为不争的事实。
其三，看穴形结作。和明孝陵一样，中山陵陵寝位置本身无龙虎。风水理论认为，在龙穴既定的一般情况下，本身有龙虎为上，无龙虎次之。本身无龙虎，并不等于不需要龙虎，而是本身龙虎的形式转变成祖山或外围生出缠护之山作为龙虎，障缺补足。明孝陵的情况就是这样，本身为龙吐珠的结作形态，“独龙阜玩珠峰”的称谓准确地反映和概括了龙穴的状貌。在客观条件不具备，若本身有龙虎会因为局促而伸展不开，外围补之则可能更具规模、更有气势的情况下，明孝陵的结作形式选择了后者。本身无龙虎、圆润如珠的明孝陵，有外畔龙虎拱卫，前照后靠，毫无缺陷，不失为上佳龙穴。相比之下，中山陵就显然不是那么回事了。本身既无龙虎，外围又不能补足，穴下又无唇毡、案台，成为中山陵无法弥补的一大缺陷。
最大的不足还是出在前朝“朱雀”上。登临陵寝，前面一望无际。在风水师眼里，这是最为触目惊心，无法高兴得起来的。明堂既呈向前倾倒之状，虽有白虎砂断续伸出稍挡，但不改总体前倾之势。俗语说：“制远者，先观其近。”风水师反复提醒人们要脚踏实地，注重眼前，切勿好高骛远，贪图远景。中山陵近处既无案山，呈不吉之象，远处虽有方山，但20多公里外的远朝又从何谈起？如此“四象”至少有半数不祥，大小（远近）明堂又倾倒无收，任你登高望远，可看百里千里之遥，又如何能为自身所用？因此，空有广袤无垠气势的中山陵，实为旷野明堂，虚花之景，没法施用，无一可取。
有香港风水师认为，中山陵结作有“漏胎”之象，言之过重。但中山陵明堂倾泻，却是显而易见的。
见多识广、眼界开阔的孙中山，选择身后葬地时为什么会有风景与风水之误？显然，一生致力于革命事业的孙中山，无暇进行风水专业理论的学习和实践，尚未了解风水必备的要素，悟透风水的真谛，分清风景与风水之间的区别，更不懂得寻龙点穴，这是最直接的原因。从更深一层原因分析，孙中山之所以误把风景当作风水，或许可以从孙中山母亲及先辈墓地的选址中，得到某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