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常常习惯于将家庭置于伦理学的范畴内来对待，将家庭看作是一个伦理有机体，一个血缘关系和夫妻关系的居住结合体。在这个结合体中，不是房屋的空间关系，而是家人的血缘关系，成为家庭的意义重心。理想的家庭就是对血缘关系和夫妻关系的反复再生产，并使之保持一种持久而稳定的凝聚力。因此，包围着家庭的关键词是托尔斯泰式的：和睦或者争吵、温馨或者暴虐、友爱或者敌意、幸福或者痛苦、忠诚或者欺骗，等等。这些词语，我们看到，只是对家庭伦理，或者，是对个体伦理品质的书写。家庭的创立形式是婚姻的缔结，这种缔结奔着一个幸福的伦理目标而来。而居住空间，则成为这个伦理目标的无关大局的载体，它服务但不作用于这个目标，只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外部性结构框架，并没有深深地嵌入到家庭的关系政治中来。人们相信，一个温馨或者暴虐的家庭——这是家庭最通常的两个典范模式——其根源只能埋伏在个体的伦理生活中，而不是埋伏在家庭的空间构造中。

　　当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家庭首先总是以一种空间的形式出现：没有一个固定的居住空间，就不存在着牢不可破的家庭，居住空间是家庭的坚决前提。但是，人们通常只是将家庭的空间几何学作为家庭伦理学的一个附属框架，这个框架是中性的家庭器皿，是家庭伦理戏剧的表演舞台，是家庭核心要素的僵化外观。这是个静态的没有创造力的空间，是一个非政治化的物理空间，它只是沉默地承受着家庭伦理的结构。但是，这种僵化的居住空间，被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大规模的空间生产吞噬了。现在，家政和婚姻关系并不藉由一根伦理的绳索来维系着，相反，家庭的居住空间开始施展力量：空间在对家政的生产中越来越具有一种主动性，变成一股活跃的积极力量。家庭空间和家庭伦理的结构关系发生了颠倒：空间关系取代了伦理关系，成为家政和生活的第一要务，家庭房屋本身的几何空间关系，在书写着家史，宰制着家庭结构，创造着新的家庭政治。

　　此刻，空间的生产政治得以迅速启动。以前，居住空间是僵硬的计划配置，现在，居住空间被抛向了市场，成为灵活流通的商品；以前，居住空间是被租赁的，其拥有权属于国家，现在，居住空间是私人占有的，其拥有权属于自己；以前，空间总是漫漫一生的一个个暂时的过渡，是一个空间和另一个空间之间的反复中转，现在，空间是永恒的财产，是可以作为遗产继承下来的固定财产。空间从国家的紧密控制滑向市场的自由选择，它成为私人的竞技对象。这样，空间从一个安逸的寂静状态被抛向了动荡的战场，住房既是庸碌日常生活的中心，也是非凡的呐喊、竞技和吵闹的中心。居住空间将一系列的战斗汇集于自身：这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多层次相交织的战斗，也是各个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战斗，是个人同匿名群体的战斗，是利益群体和利益群体的战斗，是文化遗迹和当代欲望之间的战斗。斗争的痕迹刻写在住房的表面，团结的痕迹也刻写在住房的表面。今天，观念的政治已经转向了居住政治，意识形态政治转向了空间政治。

　　人们不顾一切地卷入到空间的争夺中。就家庭内部而言，空间不再是它的外壳，而变成了它的目标。人们都明白，家庭空间的建立现在变成了一个具体的经济问题，外人对家庭的首次探询总是从空间“大”“小”着手，而在家庭内部，幸福只和面积相关，情感退回到了空间的帷幕之后，婚姻关系附属于空间关系。人们在培育一个家庭，与其说是培育一个和谐的夫妻关系，不如说是培育和扩充一个宽敞的居所。

　　空间的扩张，是尼采式的权力意志的本能要求：空间总是在扩充着空间，空间总是在寻求自身的繁殖，空间总是在为自身的扩大再生产所驱动，卷入到同外部的残酷竞赛之中。家庭，它的使命、目标、家政原则，都紧紧地缠绕着居住空间而展开，居住空间，差不多是家庭永久的或隐或现的缺失性内核。居住空间似乎是一个没有端点的欲望链条，家庭总是在这根链条上吃力地爬行。漫长的日常生活所日积月累的能量最终爆发于购买住房的那一瞬间，也正是在这一瞬间，家庭的平生赌注被掷下了，漫长的负担就背在家庭的紧绷着的肩头。居住空间，既是家庭的宅所，也是家庭的枷锁。它既让家庭成员陷入绝望的漫漫黑夜，也让家庭成员被狂喜所汹涌地撞击。居住空间一遍遍地促使家庭情感猛烈地爆发。

　　对于目前的家庭来说，未来的居住空间总会演变成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理想家庭就是这样首先作为一个生动的空间形象浮现在将来的时日。空间一旦成为巨大的欲望对象，就可能会摧毁夫妻的平静状态。夫妻总是在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面前励精图治，他们的生活实践并不深陷于现有的房屋之内，而是受制于将来的空间想象，并被它所宰制，推动，驯服和牵引。家庭成员注定要享受空间，但是，反过来，他们又成为这种空间享受的囚徒。这是家庭固有的悲剧性悖论：一个舒适的宽敞空间，却是通过烦琐不堪的劳作而获取。人们以苦行的方式追逐一个幸福的未来目标，这决不是什么新的生活法则，只不过是，那个以前的无形天国现在变成了地上的水泥房子。现在，家庭内部，压倒性的生活实践就是这个空间目标，完全有可能，在家庭内部，婚姻关系自身的品质退缩到空间目标之后：无数的事实表明，离婚和结婚常常将空间作为考量的指标。有时候，人们是因为要占有、分享一个空间，而走进婚姻；有时候，人们由于难以忍受一个狭窄空间而走出婚姻；还有些时候，濒临破裂的婚姻因为无法将居住空间一分为二，或者无法找到另一个可替代的空间，而被迫维持着。

　　居住空间的差异，最能昭示社会的阶层差异。空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地成为社会等级的记号，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著地刻录社会的不均等伤痕。不同的阶层，一定会占据着不同的空间，这些差异性的空间本身，反过来又再生产着这种阶层差异。我们看到，同一个阶层的人们，常常居住在类似(面积，结构，地点，所在社区)的空间中，而这种空间更强化了这些人同别的空间中人群的区别，形形色色的社区就此诞生。不同的社区，存在着不同的生活风格：马路边沿的棚户中在热气腾腾地暴食的人，大杂院中高声喧哗世事的人，塔楼中蜷缩在屋中读晚报的人，别墅花园中拿着酒杯在盛大派对中微微含笑的人，郊区中早起就贪婪地呼吸氧气的人。居住空间在锻造人们的习性，锻造他们的言谈、姿态、表情、举止、节奏和趣味。什么样的居住空间，就能锻造什么样的身体和习性，习性是空间的产品，而住在同一类型社区的人们，通常会体现出相近的身体特征，一些高级的住宅区域中进出的人们，脸上总是挂满了冷漠的骄傲。

　　家庭所在的空间社区取代了最初的工作单位，发挥着社会分层的功能。单位和职业不再是身份的绝对标志，人们不再是根据单位而居住在一起，而是根据经济状况居住在一起。社区，现在是在整个城市中招纳同一个经济群体。各种各样的社区围墙、门卫、保安是这种区分和认同机器，他们是分辨和排斥之目光。由于没有任何的工作联系和职业联系，同一个社区的人，尽管近在咫尺，却行同路人。不过，这些陌生的邻居却遵循着同一规律：他们的家门在早晨被锁上，在晚上被开启。社区的白昼基本上是沉默的、空缺的、是属于老年人和孩童的(社区的犯罪因此总是在朗朗白昼之下)。社区的喧哗同黄昏一起降临。越是那种庞大而密集的社区，家庭的内敛性和封闭性越是强烈。社区有时是家庭的延伸(有时不免将它当成一个居住的环境和归宿)，有时是家庭的外部(当居住者将大门紧锁之时，社区的事情和自己完全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安静的居住并不能促进彼此之间的商谈，除非共同的居住面临着同一个威胁。社区的悖论就是认同和区分的悖论：既让某些同质性的群体取得空间上的认同，也让他们保持着心理上的区分；既使某些群体的社会标记存在一种空间性的地位辨识，也让他们各自保持一种家中的陌生感和神秘。这些邻居的身体、表情、趣味、言谈，总之，他们的习性，可能十分相似，但是各自饱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这是些遥不可及的邻居。

　　尽管家庭空间被卷入了纷繁的社会领域，但是，一个家庭空间永远是另一个家庭空间的黑暗之所：外来的一切目光可以被阻挡在家庭的四壁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空间断然地同社会空间隔离开来。就此，人们设想，在家庭内部，一旦将社会的面具摘下，就可以变得放肆而真实。人们还设想，在家庭内部，一旦挣脱了社会等级之链条，就会恢复自然状态和民主状态。人们同样设想，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在电影中，在各种各样的个人日记和书信中设想，家家用中央空调庭空间是诗意的，休息和温暖的。所有这些设想，这些关于家庭的神话，在今天的空间政治中，都是错误的。家庭绝非鸟巢。在家庭中，人抛弃了社会面具，但不是还戴上了家庭面具了吗？人将社会权力阻挡在外，但不是还遭到家庭权力的侵蚀吗？人摆脱了办公室或者校园的空间压力，不是还要承受家庭的空间压力吗？

　　家庭并不是一个权力销声的场所，人们从学校或者公司回到家庭，只不过是从一个权力空间转换到另一个权力空间。实际上，家庭室内的配置是政治性的。室内的空间权力配置是对社会空间权力配置的呼应，是对它的再生产。我们看到，社会地位显赫的父亲通常在家庭的餐桌上占有首席，他们的身躯总是吸引着室内的其余目光。他们历经室内的每一个角落，都临时性地变成了空间的重心。室内空间总是根据父亲的步伐而变动它的权力结构。通常的情况是，谁在家庭之外握有权力，谁就能控制家庭内部的空间结构。父权制的幽灵在室内徘徊。同时，家庭空间也被分割了。父母的卧室宽大而明亮，孩子们的卧室隐秘而狭小，尽管父母对孩子们百般溺爱，尽管父母总是想千方百计地赢得孩子们的心，但他们总是占据着核心性的卧室空间，并同孩子们形成尖锐的对照。父母和孩子的卧室各自保留自己的秘密，但是也强化了他们之间隐秘的等级分歧。不过，父母可以随意闯入孩子们没有锁链的卧室，孩子们却没有权力踏进父母紧闭的房间。孩子们的要求只能是在客厅陈述，父母的规训也在客厅四周回响。客厅，就这样保留了空间常见的悖论性：它是一个封闭地点中的公共场所。如果说卧室是绝对隐私之地的话，那么，客厅则是一个开放性的隐私地带。客厅和卧室的功能，复制了各种封闭性机构内部的空间政治关系：我们发现，父母的卧室、孩子的卧室和客厅，在校园里，分别对应于老师的办公室、学生的教室和操场；在公司里，它们对应于老板的办公室，员工的办公室和会议接待室。家庭空间的部署，是一个机构空间的微缩。任何一个密闭的空间都会配置一个通向外部的场所：如同公司的会议接待室还等待着光顾的客人一样，客厅，也接纳家庭的外来者，接纳家庭成员的知己、故人、密友以及远道的亲戚。客厅，这个家庭内部的公共空间，如同一个小型花园是一个社区内部的公共空间一样。它有密闭性，但是，它也敞开着大门(卧室在客人来时，总是紧闭着，没有专门的邀请，客人是不能走进卧室的)，将各种各样的临时性的外来过客招纳其中，它成为内部的家庭空间通往外在社会空间的中转。

　　同享乐的卧室相比，厨房是一个艰辛劳作的苦涩空间，它败坏了想象的家庭诗意。家庭并不完全是一个温暖的巢窝，它还是一个生产食品之地，并保留了古老的手工作坊的英国留学特性。厨房，是现代家庭内部的一个手工车间，它囊括了一个与底层工人类似的劳动过程，在大部分时候，厨房既代表着家庭自身固有的烦琐，也代表着家庭中的屈从位置，它令人望而却步。家庭内部的空间之战，最激烈的形式就是厨房之战：谁逃避了厨房，谁就宰制了空间。厨房成为夫妻权力结构的测量砝码。一般来说，厨房总是妇女们的空间，这个事实如此之普遍，以至于厨房和妇女的关系远远地溢出了家政结构之外，而成为社会女权运动的一个焦点：妇女们要获得平等地位的标志之一，就是要摆脱厨房的琐碎管制。实际上，厨房是接纳父权制的最佳场所，是社会结构刻写在家庭空间中最深的痕迹。厨房，这个家庭中赤裸裸的争斗之地，和浴室一样，总是被置于家庭内部一个边缘场所，一个隐秘的角落。厨房是苦涩之地，浴室是交欢之所；厨房是家庭空间中的一个凹口，一个创伤，浴室则是柔软之乡，是乌托邦的巅峰地带；厨房将社会召唤到家中，浴室则将社会抵挡在门外。这是家中的两个极端，既是地点的极端，也是身体的极端。它们躲藏在家中的一隅，将身体的欲望和反欲望，在室内进行第二次储藏。

　　室内存在着广泛的权力结构，而装修，正是对权力结构的巧妙抹擦。装修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它的耗费决不逊于一所房子的搭建。人们在此殚精竭虑，细察每一个角落，力图将室内变成一个熠熠生辉的艺术品。装修是将“房屋”转化为“家”北京工作服的过程。家的点滴意义，不是埋藏在房屋的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之中，而是埋藏在房屋的装饰、点缀和细小的呵护之中。装修就是要获取家的温馨表意，为此，它要掩盖一切僵硬的结构，掩盖房屋的物质性和素材，掩盖僵硬而呆板的垂直接口，掩盖工业生产的笨拙和专横。家的空间氛围应该具有丰富的色彩(各种各样的墙漆)，具有人情味(要挂一些装饰品)，具有艺术气息(墙画，书籍，音响，古旧家具)，它要变得更柔软(木地板和布沙发)，更温暖(各种灯饰，窗帘)，更和谐(石膏线和吊顶)，更像大自然(室内总是种植一些花草，或者仿造自然)。这样一个空间氛围力图削弱权力的霸道和粗暴，力图抚慰空间政治的内在逻辑，力图让家庭团结和睦，并将它变成一个休息场所，一个感官松懈的场所。

　　家庭空间似乎就这样从社会空间(比如办公室)中抽身而出。它的功能和目标确实是对社会空间的一个潜在替代，但是，它的结构依然是社会空间的一个隐喻，并持续地巩固和再生产着这个社会空间事实。我相信，居住空间，现在开始前所未有地驾驭着家庭这个微型的社会结构。工作服家庭戏剧，不是在这个空间内激烈地上演，而是温顺地被这个空间所导演。家庭伦理的波澜，则不过是这个空间内泛起的微不足道的丝丝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