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三十五岁之后，一两年里会有一两天，再累也睡不着觉，还有好些事儿没做却什么都不想做，胡乱想起星空、道德律、过去的时光和将来的无意义等等不靠谱的事情。这样的一天晚上，我坐在上海人民广场旁边一家酒店的窗台上，五十几层，七、八米宽的玻璃窗户，下面灯红酒绿，比天上亮堂多了，显示我们崛起过程中的繁荣，仿西汉铜镜造型的上海博物馆更象个有提梁的尿壶，射灯打上去，棕黄色的建筑立面恍惚黄铜质地。

心想，没有比人类更变态的物种了。夜晚应该黑暗，眼睛发出绿光仰望天空，人发明了电灯。双腿应该行走，周围有花和树木，人发明了汽车。山应该是最高的，爬上去低下头看到海洋，人发明了高楼。

心想，我被变态的人类生出来，从小周围基本上都是些变态的人类，阴茎细小，阴户常闭，心脏多孔，脑袋大而无当。

粗分两类：和我有关的人与和我没关系的人。和我没关系的，落花尘土，随见随忘，不知道从哪里来到我眼里的，也不知道又消失在哪里了，像是我每天喝下去变成了尿的水。坐在出租车里，有时候也好奇，那个一手公文包一手啃烧饼的胖子，啃完烧饼之后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像是喝着瓶装水望着护城河。

和我有关系的，再分两类，和阴户有关系的，以及和阴户没有关系的。涉及阴户的，情况往往凶险复杂，变态的人类给进出阴户这件事儿赋予了太多心理性的、社会性的、哲学性的内涵，使之彻底脱离了吃饭拉屎等等简单生理活动，比进出天堂或者地狱显得还要诡秘。

不涉及阴户进出的，一拨是亲戚。小时候跟着父母，过节拎着别人送的水果烟酒去拜访，印象最深的是个舅舅。舅舅一辈子所有重大选择都错了，他先上日本人的军校，后来日本投降了，还上过黄埔军校，后来跟了国民党，解放前在青城山投诚当了俘虏，但是起义证书丢了。在文革期间，舅舅被打死好几回，每次都被舅妈用板车驮回来。文革后，每三五天都要梦见找他的起义证书，每次都在找不到的状态下醒来。舅舅书房有个巨大的合影照片，没有八米也有七米宽，刚粉碎“四人帮”那年，还活着的黄埔同学都出席了，没有一万个老头也有一千个老头。我舅舅每次都哆哆嗦嗦给我指，哪个老头是他，每次都能指对了。我还有个大表哥，比我大二十四岁，他婚礼那天，他老婆死拉着我和他俩一床睡，说，这样吉利，这样他们也能生一个像我一样眼神忧郁眼睫毛老长的男孩儿。那天晚上，他俩都喝了好些酒，我出了好些汗，第二天早上醒来，床上还是只有我们三个人，没见到长相和我类似的其它小孩儿。后来，他们生了个女儿，长相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我没有任何相似。

不涉及阴户进出的，另一拨是朋友。我老妈大我三十一岁，我哥大我九岁。我老妈比较能喝酒，我哥比较能打架，他们俩都好人多热闹。我中学下学回家，家里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总摆着两桌发面饼之类便宜的吃食和糖醋白菜心之类便宜的下酒菜，酒是拿着玻璃瓶子一块三一斤零打的白酒，桌子一张是方桌，一张是圆桌，围坐十几个人，有的坐凳子，没凳子坐的坐床，陆续有人吃饱了走人，陆续有人推门进来。我眼睛环视一圈，叫一声，哥，姐，算是都打了招呼，然后撑个马扎，就着床头当桌子，一边听这些哥哥姐姐们讲零卖一车庞各庄西瓜能挣多少钱、到哪里去弄十个火车车皮、谁要苏联产的钢材和飞机，一边手算四位数加减乘除，写《我最敬爱的一个人》，看司马迁写的《刺客列传》、《吕不韦列传》。

所以，三十五岁之前，我习惯性认识的朋友基本大我十几岁，我不叫哥哥就叫姐姐，其中也包括这个非官方纯扯淡的《手稿》所涉及的一些人。和这些大我十几岁的人喝酒蛋屄，我常常有错觉，他们的脑袋不是脑袋，而是一个个的水晶球和手电筒，告诉我未来的星空、道德律和时光，指明前面的方向，与此同时，极大地降低了我对未来的期待值和兴奋感。这些哥哥和姐姐们对我的教导，让在我见到女性乳房实体的十一年前，就知道，其实那不是两只和平的白鸽，不会一脱光了上身就展翅飞走，乳头也没有樱桃一样鲜红和酸甜，那些都是哈萨克人的说法。在我每月吃八十块人民币伙食的时候，我就知道，钱和幸福感绝对不是正比关系，一间有窗户的小房子、一张干净而硬的床、一本有脑子的书、一支可以自由表达的笔，永远和我个人的深层幸福相关。

后来，学了八年医，进一步降低了我对未来的期待值和兴奋感。在协和医院那组八十多年历史的建筑里，看见很多小孩子被动地出生，被用来解决他们父母的婚姻问题和人生问题，他们长得一样丑陋，只知道哭，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看见很多癌症病人缓慢地死去，不管他们善恶美丑，不管他们钱财多少和才情丰贫。医院的好几个天台原来都可以自由出入，上接天空，东望国贸，西望紫禁城，但是有太多的绝症病人到了上面不东张西望，不缓步于庭，而是想起星空、道德律、过去的时光和将来的无意义等等不靠谱的事情，一头朝下跳将下去。

再后来，医院的天台就被铁栅栏封上了。

二. 石涛

石涛是我最早认识《手稿》的成员，最早认识石涛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手稿》，也不知道《今天》或者《收获》等等非官方和官方文学期刊。

当时我刚从美国念完商学院回到北京，进了一个叫麦肯锡的管理咨询公司。大北窑作为地名已经消失，国贸里面已经开了两家星巴克。上商学院之前，我没听说麦肯锡，没学过任何金融和财务，除了看过一个叫做《血总是热的》类似战争片的工厂管理电影和翻过三分之一《二十四史》，没接触过任何管理。

在商学院期间，1999年暑期实习，周围的人比我平均大二十岁，我每天一个小时就做完了一天要做的活儿，睡多了实在多梦，实在无聊，实在需要忘记一些人和事儿，于是写了六、七万字的半部小说。我想记录1985年到1999年，北京、鸡鸡和心智的生长，就起了个名字叫《万物生长》。2000年，回国后，给在电影学院当老师的发小看了，说，好看，很好看，又说，把我介绍给他的老师张玞和她的男友。我发小叫张玞“先生”，我也跟着叫先生。张玞当时的男友叫石涛，刚做火了一本叫《格调》的书，还做火了杨葵等人人没能做火的上进青年石康，是当时最时尚的出版人，最有潜力的师奶杀手。

第一次和石涛见面是在望京的菜根香，川菜，量足，一般辣。石涛很快看完了那半部《万物生长》，在电话那头，我想象他一挥手，说，写完它。

《万物生长》的下半部在亚特兰大写完，用的是2000年冬天的三周假期。那是一个愉悦的过程，我开不大的暖气，直接喝水龙头里的水，吃米饭和卷心菜。窗户外经常一个人也没有，文字像窗檐上的雨水一样滴答落进电脑，周围花朵怒放，鬼怪缭绕。在十五万字左右的时候，我给石涛写电邮，说，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们还没冻死。石涛说，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写作的时候，说，如果觉得文气已尽，当止就止。

三. 艾丹

第一次见到艾丹，是2001年的冬天，是因为石涛。

当时电子书大佬“博库”还笔直地挺着，常常在人民大会堂请客吃饭，开座谈会，买断大牌作家一生的电子版权。石涛当时是“博库”的内容总监，2001年冬天，为了替“博库”省钱，他领着黄集伟等大小编辑在长城饭店旁边的小长城酒家新春团拜众作者，有酒有肉，竟然也有我的份儿。

我第一次见北京的作家们，有男有女，有胖有瘦，都深不可测，都能为世界制造幸福或者灾祸，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凤凰窝里的一只小鸡。

我第一次和作家们喝酒，就被一个黑红胖子，一个青白胖子，和一个长得像花生米的黑青瘦子，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觉以外的时间失去意识，停止思考。去协和医院洗胃，周围十几个医学院同学穿着白大褂，围着，我心想，将来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医生啊，我真牛啊。他们后来告诉我，他们觉得心酸，原来混迹于医学院之外的社会，是这么艰难。我事后才知道，这三个灌我酒的家伙，一个叫艾丹，一个叫张弛，一个叫狗子，在民间的北京酒鬼榜上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涛后来说，我倒下之前，一直谦和有礼，一直在抢酒喝，最后一口真气涣散之前，拨了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接到留言机，一个说人在上海，最后一个没有通，他想知道，这三个人都是谁。艾丹后来说，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一瓶大二锅头，不到半个小时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回想起来，艾丹穿着舒适，和桌子上所有的人攀谈，照顾所有人的酒菜，劝所有人喝酒，鼓动所有人开心。在不经意中，有美女的地方他会多看好几眼，但是手脚并不就势延伸过去。我清楚地记得艾丹看人的样子。基本上是闭着眼睛，但是几乎闭合的眼睛里偶尔放出强烈的光，非常凌厉，时间很短，一瞬间消失，然后是大段大段时间里经久不衰的眼睛闭合着的笑容，普照四方。

四. 严勇

第一次见到严勇，是2004年的冬天，是因为艾丹。

艾丹常年盘踞一个代号“食堂”的地方。具体地址是东三环长虹桥往北一百米顺风酒楼北侧一个胡同里，具体菜系时常改变，从川菜到香锅到金华土菜到艾丹自己发明的一些北京菜，具体主人也时常改变，从一个有着外国名字的四川姑娘到一个有着四川名字的四川姑娘到一个不加价两倍从不卖货的古董商人到一个组成复杂的20多人投资群体到一个替这个投资群体装修的精壮靠谱男人。我所在的公司很快显现出它资本主义的罪恶一面，一周工作八十个小时，很少有时间在北京。我到了北京机场，鼻子闻到尘土的味道，脸贴到干燥的风，就想起喝酒，想起艾丹和我初恋和石涛。当时，我初恋正在闹离婚，促膝谈心或许会谈出不想出的事儿。当时，石涛正在搞创业和闹妇女，见投资者、见妇女、面壁梳理情感问题，似乎比我还忙。于是我总找艾丹。打艾丹的手机，十次有九次他人在“食堂”，十次有九次，酒局还在，“就等你了。”艾丹说。

2004年的冬天，大年初三或者初四的样子，少有的一次，艾丹说，他不在“食堂”，他在一个叫天通苑的小区里一个客家菜馆，“就等你了。”艾丹说。

打车从嘉里中心到天通苑，我才体会到北京有多大。天通苑几乎是个城市，在市中心的所在，找到那个客家餐馆和艾丹。桌子拼桌子，几乎占了半个二层，一半儿以上的人我不认识。我问艾丹，艾丹说，这是谁谁谁，这是谁谁谁。听上去像是听《三国》或者《水浒》，身在其中，鼓瑟吹笙，有笑傲某个地盘的感觉。一个人，瘦，高，微驼，微秃，一直在打手机，才挂断，入席，吃口菜，喝口酒，另一个电话又进来，再离席。我问艾丹，艾丹说，他是严勇。

“他是干什么的啊？”

“他是北大学数学的，和你一样，也做企业，做得很大。和你不同的是，他已经搞垮了好几个企业了，至少有三个，都是xx党的企业，都是xx党的大企业，这就是他一辈子做的事情，我怀疑他是国x党派来的。”

我一个医学院女同学从美国回来看父母，住在北边，打车过来，盛开着粉色的裙子和桔色的大衣，和我喝酒，然后高了，然后和所有人喝酒，然后更高了。我好不容易找了辆黑车把她扔进去，是辆奥拓，女同学身子伸不开，她说，“人生残酷”。我说，“北京真冷”。她开始吐。我兜里正好有一打子十块的票子，准备给各种小朋友当压岁钱的，她吐一口，我就扔两张给黑车司机。

五. 手稿

手稿是我见过最古怪的一群人：彼此认识很久，但是互相几乎不了解。多数成员或者有着北大数学系等良好教育或者没有任何高等教育，但是几乎人人都对正经工作有强烈的抵触。有些人一辈子没有任何工作，但是也活着，也有老婆或者女朋友。有些人思考了一辈子人生，写了一本没有一个字的书，妄图在社会主义祖国申请到正式出版书号。手稿起源似乎是一个文学兴趣小组，但是多数人从来不写东西。每个创始人轮流做一次责编，三年才能组齐稿件，出一期刊物，到现在出了三期，但是这项活动竟然持续了十几年，如果照这个速度，所有创始人没有轮到一圈，一定已经有人不在人世。似乎很多人的一个共同愿望是年岁大了之后生活在一起，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公社，由共产党出钱或者自己凑钱，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这个愿望越来越遥远。

我对这一群人，无法窥其全貌。我热爱妇女、文字，练习商业，敬畏古玉。石涛热爱妇女，出版文字。严勇谙熟商业，写过《二月三十日》。艾丹写过《纽约杂记》，热爱妇女，对古玉的天赋远大于文字。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老哥哥，我的水晶球。

对于文字，我不认为我应该拍任何水晶球。文字是我的命。这么多年了，一直想摆脱，一直摆脱不了。这么多年了，写一个长篇小说，我的生命之火就死一点。我日老天它妈，为什么是我？一切仿佛我佛，我禅，是我的，别人帮不了。

对于妇女，石涛和艾丹这两个水晶球混沌不清。石涛到底有几次婚姻？现在婚姻是什么状态？女人给他的恐惧大于安慰吗？他在北京的多种死法里，有被前女友们雇凶杀死这一种可能吗？在三里屯南街，我看见石涛抓着酒吧老板娘细嫩的手，问，“我该结婚吗？”老板娘说，“我给你再倒杯黑方吧。”艾丹在传说中那个夜晚，和一个睡名飘香的美女从东单三条一步一步走到东单十三条，在他家院子的门口说，“我忘带钥匙了”。之后的一个说法是，一老一少，看了一晚月亮。关于妇女，我不知道问石涛什么，我不知道问艾丹什么。

2003年后，我也和严勇一样，常住香港和深圳。我在深圳南山脚下有个房子，严勇带过几次酒过去，都是红酒。我们两个心情好的时候，喝两瓶，毫无醉意，眼睛比月亮还亮。我们两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喝两瓶，严勇就踉跄着下楼，下山，背着月亮，我闻见山林里鸡蛋花的味道，我听见荔枝飞快红熟，我睡到第二天艰难早起，脑子到下午才重新清亮。严勇和石涛对红酒都有研究，谁比谁深，我不知道，但是都比我深多了。严勇只会说好喝或者不好喝，石涛的描述词汇多，胡桃、黄桃、樱桃，仿佛和尚描述素菜大餐，素鸡、素鸭、素鱼。

我问过严勇：“你有过中年危机吗？”严勇说：“当然有，一直有，很早就开始，现在还没好。”后来严勇辞职不工作了，我仿佛看到我不远的将来，我问：“没了收入，如果还想喝红酒怎么办？”严勇说：“喝一百块钱以下的最好的红酒。”我问：“如果一百块钱最好的红酒都没有一千块钱的好喝怎么办？”严勇说：“那就忍住十次，不喝一百块钱的红酒，然后买一瓶一千块钱的红酒好好喝。”

我曾经痴迷历史，觉得时间轴长些，对世事的解读清晰些。我想过一个写当代史的办法，上部叫《垂杨柳》，1949年到2008年，每年引用一段《人民日报》当年的新年贺词，然后让我老妈回忆那年发生的事情。下部叫《食堂》，2009年到2038年，每年还引用一段《人民日报》当年的新年贺词，然后添上每年元旦夜艾丹在“食堂”酒后的发言录音剪辑。艾丹在酒大些、美女多些、倪整姐姐不在的前提下，口头表达水平接近我老妈。

《手稿》第三期很厚，里面有每个人对于一百零一个人生问题的回答和分别在小时候、年轻时候和现在的黑白照片。印出来之后，轮值责编艾丹分外高兴，我管他要了一本，在交给我之前，他执着酒意在扉页写了七个字，“冯唐，怎么办？艾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