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建筑师王澍从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先生手中接受了奖牌。这是这一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全世界公认的代表建筑行业最高荣誉的奖项自1979年创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颁奖典礼，王澍是首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建筑师。

当代中国建筑行业中涌现了许多年轻有为的中青年建筑师，而最让人感兴趣的莫过于王澍。好的建筑作品必然会与背后的建筑思想挂勾，而王澍正是现在为数不多的能够横跨业界与学界，并且能谈得上有思想而不仅仅是捕捉潮流的建筑师。然而，建筑思想又与建筑师本人的生活经历、所受教育、思维方式等因素有关。而王澍，他的身份是多变的——建筑师、文人、学者、教师。所以解读王澍的作品，不妨先解读一下王澍除建筑师之外的各种身份，然后再一窥他的建筑作品。

1　情趣盎然的“传统”文人

　　王澍对弟子常说的一句话是——“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通观王澍的文章，字里行间里流露出的一种浓烈的儒气与书卷味。王澍笔下常见的一个名字就是童寯先生，他总是饱含深情地写道童先生云云，而在与之相关的行文中又总能看“园林”二字。王澍是将童寯先生与园林并置起来的。他引用后者的话：“今天的建筑师不堪任园林这一诗意的建造，因为与情趣相比，建造技术要次要的多。”这里，不难看出王澍心目中典型的中国文人代表就是童先生为代表的，所以他才会认为有情趣的文人才有可能造出中国园林。

　　王澍的这种文人情结，影响了他的为人气质与做事方法。赏山水画、品龙井茶、携妻游园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颇有传统文人气息的生活方式使得王澍成为当下离中国传统最近的建筑师之一，所以他对园林的关注，也就表现出了不同于其他专业人士的视角。他用略带感性的笔调记录他让学生走进花圃中，或站或坐，然后调侃说“这就是竹林七贤”。在此，文人墨客的意味由生。王澍深知园林的博大精深在于“人的到场”——他曾不下百次地游历苏州园林，熟到可以默背的地步——可以认为，王澍是在有意识地摆脱对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宏大叙事性，不再过多究缠于书本杂志上的平面图像，而深入现象之中，用“识悟”的方式感知对象。他要学生不再以“他者”的身份去看待园林，而是转为第一人称，使他们成为场所中的到场者。

　　如此看来，王澍最关心的这个“到场”的场所就是诗意长驻的空间——园林，而他的传统文人情结终究还是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脱不了干系。王澍的妻子问他：“为什么在你造的房子里总有一种气氛，让人说不清楚？”，而王澍的答案是——“那个人类观察者隐匿在建筑看似客观的砖石梁柱间”。所以王澍的作品中往往会带有一种“到场”的视角，而对此的表现又似乎是充满文人气的，并具有园林式的路径体验。于是，王澍设计的宁波美术馆就是充分表现出了这一特点。

我无意单纯用建筑去表达什么，但我对空间的重叠有兴趣。

　　就像我一向主张的，建筑师只是提供了一种暗示着多种可能性的场所，但并未决定它。使用者的使用和阅读将为这座建筑带来真正震撼的效果。”

　　暂且撇开王澍对这座历史保护建筑所使用的“落架重修”不说，而仅着眼于传统园林建筑中的空间序列，他试图强调能与观者主体行为发生联系与共鸣的多种进入的可能性，从运动形式上唤醒历史意识——某种逝去的仪式感，而不仅仅停留在对传统材料这种显现的批判的地域主义式的表达方式上。这种不可言说的诗意，正是王澍想追求的。他说，“我喜欢的诗人都是擅长用语言暗示什么的诗人。暗示只是跟某物很近，它使人试图走到靠某物最近的地方，并且往往看似漫无目的。”于是，他作用于建筑中的传统表达站在了一个更高更意味深长的位置上，这点与他在园子里调侃学生们为“竹林七贤”的做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2　求真务实的“边缘”学者

　　对比王澍的传统文人形象，他对建筑理论的反叛似乎众所周知，一如他的工作室之名——“业余建筑工作室”。在“反学院的建筑师”一文中，诸位建筑师与王澍的言论里，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学院派学者，与其说他反学院，不如说他在行为上打上了“边缘”的烙印。

　　王澍在《走向虚构之城》一文中回忆到：“1985年，他读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索诸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初遇罗兰·巴特”等。可以说这一年的春夏成了王澍建筑思想发展的转折点。他的知识背景中有相当一部分建立在形而上的思考之中，属于哲学读得偏多的学者之一。他的论文特点就是以文字为主，较少出现图片，行文相当理论化，例如《当空间开始出现》一文。

　　然而这一非常学院派气质和特点却没有将王澍桎梏住，他反而极其注重分析与理性之外的事情——体验与营造，这点到是体现了西学的质疑精神。在面对“建筑是什么”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形而上的问题时，王澍答到“说到底，建筑就是造房子”。这个答案是出乎意料的，因为不少学院派学者对此大书特书，最终给出一个似是非是的结论。而王澍的简单直接的回答恰恰证明了他在学院中的“边缘”性——他给出的是一个务实性的非语言描述的答案，是一系列营造过程中的体验。换句话说，语言只能逼进这个事实，但却无法到达。建筑的意义终究是在场所体验与建构营造中实现的。

　　当王澍面对“复杂玄妙”理论呈现出直接了当时，他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下的学院派了，他的思想呈现出解构的状态——模糊中心酌不可言说。与其说王澍是摆脱了学院理论化的束缚，不如说他将理论还原为现象。在此，1985年的那个春夏，应该是王澍思想剧烈动荡的起点。他此后的思想与作品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体验与营造”的特征——对主体感知和对建筑材料表达的重视，而这两个关键词背后的理论则是建筑现象学与结构主义。王澍当下的建筑言行体现的就是“登楼撤梯”的精神，即探究完“什么是建筑”的终极思考之后，进而放弃留恋于解答这个问题的文字描述，而是以彻底的实践来验证和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王澍一再批判：“这（指设计停留于建筑形式之表）不仅是建筑教育的毛病，也是当下建筑师的通病”，“解释得越多，对生活的直接体验越少……那就不如从最简单、最直接的东西开始”。

　　“登楼”需要智慧，“撤梯”需要勇气。所以，王澍（包括部分作品）乍看之下颇有几分艾森曼式的哲学型建筑师的味道，而实际上却是一位维特根斯坦式的人物——明白游戏规则之后，投身到游戏中去。因此，我们不难理解王澍任教于中国美院以及积极参于设计一系列“实验建筑”等事件。例如在天亚院宅中，王澍再次执着于园林思考与营造精神，在方寸之间将一座园林进行建筑化，餐厅与书房成为了两块尺度巨大的湖石假山，镶嵌于方框状的居室之间，形成了有意思的观看与被看的关系。可以认为，正是有这些个环境相对宽松的“最简单、最直接”的小建筑，成全了王澍的“边缘”想法。所以尽管他的言论有时是高调的、甚至带着些许反叛的意味，但行动却是低调的、务实的、执着的。

3　特立独行的“问题”教师

　　王澍在《同济记变》一文中，记述了其在同济大学任教期间，有过一段倍受周围老师争议的教学事件——带领学生在楼外的草地上上课。通过这一事，他发现了同济的“自由”其实是风格的自由，而触及建筑根本的底线就是理工类院校的底线。所以他来到中国美院这一艺术宝地来实现未曾实现的教学理想——教会学生思考。

　　对此，王澍的做法不是言传的，而是身教的。比如，让学生记录现场声音、制作1：1的墙身模型、带着学生游园等。他试图让学生用心领悟什么是建筑，什么是设计，什么是研究这些问题。相比较，他的同行所关心的是学生毕业之后如何考上注册建筑师，而这样现实的需求自然就衬出王澍的特立独行。实际上，在王澍眼中，他们的建筑观是不应大力提倡的，因为功利的心态使得建筑设计重于表，止于里；重于风格，止于思考。对此，王澍的做法应该值得鼓励。面对当下西方许多新奇的建筑形体，建筑师如果只是看重形式的表象，而不是从更深的层面出发，仅仅拍脑袋想方案，只可能创作出一种杂志拼贴下的设计。事实上，大师的一些作品之所以看上去稀奇古怪或难以理解，因为他们一开始的理念或概念就己不同，所以最后生成的形态也就不同了。同样，对西方建筑理论的应用也是如此，脱离了理论上下背景的西方概念若一厢情愿地运用于中国，也会造成水土不服。

　　王澍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教学实践与设计实践一样带有着实验性，这里实验性不再具有所谓“自由风格”或“噱头”的意味，而是真正地试图做一些不定型的尝试。王澍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在当下功利性弥漫的建筑界内，能多几个耐得住寂寞的人，将个别实验建筑师的私人语言转化为公共语言，兴许那时就是当代中国建筑开花结果的时候。

结语
　　无论王澍是以建筑师、文人、学者还是以教师的身份出现，他的作品与思想呈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对传统的关注、对园林的运用、对理论的还原、对思想的传播。所以，通过身份的解读有助于全面了解他的思想和理解其建筑与教学特点，而他的学术与实践的一致性又使得我们对他今后作品有着更高的期待。

　　建筑师张雷认为上澍足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会想、会做、会说、会写”4个本事的人，而王澍正是运用这4个手段米表达建筑与建筑以外的思想——情趣与诗意、体验与营造、简单与直接。而王澍笔下寓言式的4个人物：“一位哲学家、一位禅宗和尚、一位农夫（同时也是一位手工匠人）、一位建筑师”正是他对自己身份的象征性的文本解读。而他的建筑作品也坚持着他的这些思想，例如通过“观察者的到场”将园林路径选择与空间体验结合到建筑中去。于是，王澍和他的作品（以及教学实践）一起传达着一个共同的信仰——“人是要有所坚持的，一种和乌托邦相对应的福柯提过的异托邦，它牢牢地扎根在当下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