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哈·哈迪德：我不相信和谐

　　“她是个天才，手上的功夫尤其厉害。她画图时，那是我见过的最坚定、最确信无疑的一双手，她画的效果图总是那么美，从来没有多余的线条，也从来不用去寻找线条，就像是你们的书法。”这是扎哈·哈迪德的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帕特里克·舒马赫对她的评价。在广州歌剧院设计方案中标之后，这位风头正劲的伊拉克裔英国设计师又来到北京，一处大型项目的设计效果图和模型已经陈列在客户公司的硕大展厅里。

　　引记者与哈迪德会面的途中，一位公司职员提醒说，哈迪德挺“有性格”的。确实，她的坚定、干脆同样体现在言谈中，有时是舒马赫的耐心解释才令哈迪德和她的建筑事务所的思路、对中国建筑文化的观点更清晰地呈现。当世界级的建筑大师越来越多地在中国的城市地表施展才华，他们对此地的看法令人好奇，也常常是有趣的。

　　哈迪德认为，现在的世界并非一幅单独的图景，而是有多种景象，一方面她不会为自己在世界建筑中如何定位想得太多，另一方面，她的志向是“绝不做边缘，而是逐渐成为主流”。

　　●北京缺少好的“街道生活”

　　记者：对北京这座城市，您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哈迪德：我想是城市规模、建筑的规模，宽阔的街道，各不相同的建筑物。各个时代的城市建筑复杂多样混于一处：寺庙、工厂、古老的欧式建筑……它们都那么近地集中在一起，我觉得那是北京令人兴奋的所在。

　　舒马赫：北京更像一个美国城市，而与欧洲历史悠久的城市不同。欧洲城市大多建设于500年前，街道相当窄，建筑之间更加紧密、拥挤。在这样的城市里可以有很好的“街道生活”。北京的城市空间主要是为机动车交通设计，你很难步行，因为马路太宽过街就很不容易。空间太大太远，到什么地方只好坐车，缺少好的“街道生活”，而且仍然存在严重的交通问题。我们在建外SOHO试图营造一种街道生活，人们可以在几幢楼之间步行往来。但那仍然是个孤岛。如果你要去对面的国贸，还得穿过500米的拥挤车流。

　　记者：那么建筑师对此能做什么？

　　舒马赫：大街区、高楼，这种发展模式应该改变。问题在于应该有机会在城市中心实施这样的改变，我不知道在北京的市中心还有没有余地能够实践这样的改变。我认为好的城市肌理应该是小街区、中等高度的房屋、更多街道，既照顾交通又照顾行人。其实这是城市规划的问题，作为建筑师我们只能建出孤岛。

　　在北京也有还好的地区，比如天安门周围，古老的城市肌理还被保留着。不过那里的问题是房屋太低了，你不能按那种模式建设整个城市。中国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人们将古老的城市肌理全都拆掉，把历史彻底抹去，但有的时候是必须如此。历史上的建筑都是一层平房，你无法以低矮的平房建造一个大都市。这与欧洲城市不同，比如罗马，500年前建成的巴洛克风格的城区，现在人们可以像500年前一样使用那些建筑和城市布局。但是在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沿用传统的建筑，居住密度太低，所以你必须重新创造一种城市布局。从目前看你们所做的是美国式的城市规划，我不觉得那是什么有意思的、好的规划。

　　记者：那么什么是好的规划呢？

　　舒马赫：我也不知道，这还需要逐步发展探讨。

　　●为什么要去跟很糟糕的东西和谐？

　　记者：对您来说，北京是否是一个像您这样的建筑师自由发挥、实现梦想的空间？

　　哈迪德：在北京，在艺术上进行试验并得出非常好的构思是有可能的，但也仍然有诸如高度的硬性规定，不是可以彻底为所欲为的。这里可不是什么“西部荒野”。北京很令人兴奋，因为它的体量、它能够接纳的野心。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这跟西方不一样，西方不是每天、随时都在盖房子。

　　记者：在一个地方设计建筑，您会否试图先了解该地的建筑传统？

　　哈迪德：我不觉得这里有什么传统，哪些是留下来的传统？我没看到很多的传统建筑，它们已经不在了———我是说那是个遗憾。我的理解是，每个城市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但人们都有类似的梦想和愿望，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满足我们梦想的形制，为了未来而建造。我想这并非传承或不传承的问题。我们试图为城市建造一个新的平台，它可以在其上真正地发展。

　　至于传统，困难在于他们拿走了真正有意思的传统建筑，代以他们以为传统但实际并非如此的东西……

　　记者：有的建筑师经常提到建筑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您的设计是否也有这样的考量？

　　哈迪德：我想地点很重要……我不与任何东西互动———什么是互动？

　　记者：与周围环境或建筑和谐、融洽……

　　哈迪德：我不相信和谐。什么是和谐？跟谁和谐？如果你旁边有一堆屎，你也会去效仿它，就因为你想跟它和谐？

　　记者：我们周围可不该有“屎”。

　　哈迪德：当然有，它就在那儿。为什么你要去跟很糟糕的东西和谐呢？和谐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认为现今潮流的状况很危急。

　　我更愿意用“语境”这个说法。所有我们过去20年里做的事情改变了建筑“语境”的含义：它不再意味着试图模仿你毗邻的东西，使得看上去达到一种和谐；而是肇始一种新的观念，使下一个建筑有一个不同的语境。

　　时下建筑一个主要的变化，是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现代性：擦去一切东西，开始一个新的样式。在过去20年里，所有的建筑作品，都是关乎不同的地点位置、不同的毗邻环境、不同的建筑语境……组织一个地域的方式发生了激烈变革。

　　●大部分建筑都不是建筑师设计的

　　记者：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大型建筑项目被交给国际建筑师做设计，您对这样的趋势有什么看法？

　　哈迪德：我并没觉得中国有多少大型建筑是外国设计师所为，我也看不出有哪些建筑是外国人做的。我想这跟更加全球化的环境有关，所有城市都在景观上与世界的形式做竞争和比较，在文化上跑得很快。不过这趋势在中国还比较新，引进的东西还很有限。也许上海有很多外国设计师的作品。

　　舒马赫：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为：我看到很多建筑并非由建筑师设计，全世界都是，大部分的建筑不是建筑师设计的。我想我们所说的建筑———纯艺术的建筑，总是取决于它的前卫性，在建筑文化上领先，而其后的都是跟随者，或效仿者。这就要看地方的经济状况，因为原创的设计比仿制要贵很多。世界上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使每幢建筑都对设计非常在意。一些北欧小国比如瑞典、挪威，还有西班牙———它有很好的建筑文化———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建筑都有好的设计。但大多数国家，你会看到大多数建筑都是很快“设计”出来，没有什么构想可言，不过是拷贝周围现有的模式。

　　这很正常，在欧洲和美国也经常是如此。很多地方投资纯艺术建筑都是作为公共文化项目，像是歌剧院、博物馆、纪念馆。我们通常是做这样的项目，比如现在我们同时做5个博物馆的设计，这是我们的专长。

　　●得到的只能是买得起的东西

　　记者：我刚才听到您客户公司的职员说，由于您这个设计的不规则外形，使得窗户以及室内的家具都得特别制作，这样会增加一定成本。您在做设计时怎样考虑建造成本的问题？

　　哈迪德：从来都没有恰好合适的预算，你必须考虑好成本。关键在于我们不是在设计一个盒子、棚屋，它们便宜得多。我想成本的增加带来建筑的复杂性和独特的东西。这还并非我们能得到的东西中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质量。

　　成本的问题，你用他们能付得起的钱去做就是了。有时候他们不是找你来买劳斯莱斯，他们是想买辆丰田，这就是不同之处。你知道，他们只能得到他们买得起的东西。

　　记者：在您的工作中是否曾遇到成本方面的压力和限制？

　　哈迪德：每次都是，一直都有。

　　记者：妥协吗？

　　哈迪德：不算妥协。你可以找到有趣的办法来解决。

　　记者：像您这样一个自信的人，有没有遇到挫折的时候呢？

　　哈迪德：很多。我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我们的设计有时被认为不可信、不可能建起来。

　　记者：那怎样对付这样的情况？

　　哈迪德：这取决于限制和困难是什么，没有一种常态。你得经常倾听人们的要求，设法令他们的投资得到最高的价值，给他们更多他们想要的，同时又设法在每一个项目中显露一些在他们期望之外、并不容易看透的东西。

　　我想这取决于客户的开放性，能否让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各人情况很不一样。有的人我想可能是跟你抵触的，而有的人就是想要另一种东西。我希望用好的建筑赢得好的客户，不管他们是谁。

　　记者：在中国做建筑设计，与你们在其他地方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吗？

　　舒马赫：在中国的设计，时间表总是被安排得非常紧急，于是必须有很多人同时进行工作。但这样也浪费了很多时间，因为总是很难协调好这许多人的工作。而且时间上的压力也很难避免质量上的问题，因为你常常要快速地做决定。也许并不很明显，但那建筑可能会有瑕疵。在欧洲情况相反，做一个设计会是过于漫长的过程，常常延宕，因为太多人的意见都要考虑，然后作出调整、更改。这会花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有时候当设计彻底完成时它已经非常不一样，而且成了老式的东西了。

　　当然，我们喜欢中国的瞬息万变。这有点像1960年代的欧洲，或者像“美国梦”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寻找机会，自我奋斗，实现梦想，这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