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才华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有时是令人终身淹蹇的毒药，有时是让人睥睨天下的迷幻药，有时又是使人雄姿英发的春药，只在极少数时候，它才是助人元气沛然、登上巅峰的补药。

很遗憾，清朝扬州学派的一代才人汪中（1744-1794，字容甫），没有让自己的才华变成补药。

他7岁丧父，家贫，母亲做麻鞋以供朝夕。住所极狭，仅容三席，冬夜以柴薪蒙地而卧，白日则以之为炊。稍长，鬻书于肆，结交书贾，借阅经史百家，人称“汪中无书不读”。20岁时，凭借一篇《射雁赋》入学为诸生，狂名渐起。有学使听说后，想来收拾他，见其文而叹服。[①]

他的文采确实不凡。试举其吊名妓马湘兰文的数句：“哀吾生之鄙贱兮，又何矜乎才艺也！予夺其不可冯兮，吾又安知夫天意也！人固有不偶兮，将异世同其狼籍。遇秋气之恻怆兮，抚灵踪而太息。谅时命其不可为兮，独申哀而竟夕”。他哭吊名妓，实为哭吊自己，其辞其意，令人神寒骨冷，凄凉生哀。（汪中还有篇《哀盐船文》，颇有名，被杭世骏赞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不过我却没读出太多好处。）

悲哀之余，汪中竟至玩世。在安定书院读书，每有山长来，就故意跑去问一些经史难题，山长不能对，汪中即大笑而出。山长中的名流如蒋士铨、孙志祖，均为其窘，恨之入骨。[②]

又一次书院岁考，汪中做完卷子，掷笔拍案，大呼：“写得好！今天要吓死狗植的小孟！”小孟，指当时的督学孟氏。这话传到孟氏耳朵里，还好其人有雅量，也没把汪中怎么样。[③]

扬州其时人才颇盛，汪中却扬言：“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王念孙、刘台拱、汪中；不通者则程晋芳、任大椿、顾九苞”。有不识相的乡绅，来请点评，汪中笑嘻嘻地说：“你不在不通之列。”乡绅很开心，汪中却又说：“你再读三十年书，才有希望‘不通’呢。”[④]

玩世不够，汪中更要骂世。他最厌恶宋儒，听有人举其名字，则骂不休。又好骂世所祠诸神，如文昌、灵官之类，骂得太厉害，以至于听的人只好捂着耳朵开趟儿跑。更痛骂当代名流，一点面子不给，有人规劝，他却说：“我骂的都是水准线上之人，像方苞、袁枚这种龟儿子，我还懒得骂呢”。 [⑤]

阮元还是小伙子的时候，与人去见汪中，谈论颇契合。汪中后来请阮元吃饭，阮却不去，就是烦他骂人，两人于是结下梁子。但汪中与人论阮元，仍赞其为当代首屈一指的学人，可见他并不褊狭。[⑥]

不过，汪中虽善骂，也曾吃瘪。有次与洪亮吉同舟论学，争辩汉、宋，汪中口齿不及洪亮吉，屡战屡败，一冒火，竟将洪推下江去，幸好舟子救得及时，洪才没淹死。[⑦]文人抬杠竟至动手，亦不鲜见，比如清黄荛圃与顾千里在世经堂打架，又如民国熊十力和废名对掐脖子，再如梁宗岱与罗念生互搏，都很搞。[⑧]

汪中的玩世也好，骂世也好，除了性格原因，很大程度也由于其淹蹇际遇。他34岁才选为贡生，很快又得了神经衰弱（因此不能读算书，颇类康有为），怕听鸡叫、雷鸣。学问名气虽越来越大，却再不赴考，以明经终。

在清代，文人若不能中试，又没有固定资产，除非弃文经商，否则难有稳定收入来源。汪中有鉴定古玩的才能，能以此补贴家用，但不如孙星衍说的那么宽裕。我们看他一生周转幕府，投奔朱筠，投奔冯廷丞，栖栖遑遑，就知道其经济的窘据。实际上，在晚年，汪中还得为盐政全德鉴别书画，才能聊保生计。[⑨]

他的家庭生活也不幸福，第一任妻子孙氏是个女诗人，与婆婆关系不好，家务或也不大精通，相互折磨多年，汪中将其休掉，招致不少指责。汪中不在乎这些口水，反而激发了他对当时婚姻制度的批判。比如对于妇女守节，他就大不以为然，认为对死鬼丈夫来说没有什么干系，对妇女自己的父母则是不孝。再如他支持私奔，说这并非倡导淫荡，而是为了人们婚嫁及时，共建和谐。[⑩]

糟糕的事业，糟糕的身体，糟糕的家庭，因此种种，他中年后即由狂转颓，意兴萧索，爱作没落语。比如42岁为冯廷丞作碑铭，他一再说自己“恐朝露有期”、“衰疾余生”，完全是未老先衰的格局。我们若读他的《述学.自序》，则其颓丧心境更一览无遗。他将自叹淹蹇的刘孝标立为靶子，自称与其有四同五异，少年丧父同，婚姻不幸同，生少欢愉同，疾病缠身同，而不同的是，自己家道零落、不遇明主、乞食尘俗、世乏知音、毒舌惹祸，较刘孝标更加惨淡。（刘孝标自序生平，比迹冯敬通，有三同四异，后人常拟此文体，汪中之前，还有唐刘知几自序，明袁中道为李贽作传。）

汪中的学问特点，主要在诸子学，尤以墨子为著。他将墨子与孔子平视，认为“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儒、墨之异，乃是旗鼓相当的学术争鸣。在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当时，这种言论真是肆无忌惮，独具只眼。

他的抱负不止申墨，更有个宏大的著作设计——《述学》。此书缘起，他有封信说得明白：“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切究之”。[11]

此书的内容，本是研究古代官师流变、政学兴废，“辑三代学制及文字、训诂、制度、名物有系于学者，分明部居”[12]，但未完成，今存同名著作仅为其文集。章学诚对《述学》大加讨伐，称汪中“聪明有余，识力不足”，甚至说他“恬不知耻”，却又自称“我没看到这书，但料它肯定无当”，实在不是平心的态度。究其根源，还在汪中屡次不客气地批评章氏，包括后者为恩主朱筠作的墓志，令章氏深衔刻骨。然而汪中骂人半世，得章氏痛诋，也并不委屈。[13]

汪中曾说，《述学》一书才是自己精力志向所聚，骈文歌赋一流，不过是末技。[14]但人们未必买账。比如章太炎就只推许他的骈文，说：“今人为俪语者，以汪容甫为善。彼其修辞安雅，则异于唐；持论精审，则异于汉；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则异于宋以后之制科策论”。[15]一生恃才傲物的汪中，最终为多数人想念的，却是他视为末技的辞章。

文人常常不甘自居文人，而其最大的特长却往往只是文人之技。这是个久长的悖论。黄仲则说“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他自己就是不折不扣的书生；顾炎武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他自己也正是如假包换的文人。正如西哲曾调侃的，“明明是刺猬，却想证明自己是狐狸”，很有意思。

汪中尝言，“平生有三憾：一憾造物生人必饮食而始生，生不百年而即死；一憾生无两翼可飞踏九霄，足不四蹄可徒走千里；一憾古人但著述流传，不能以精灵晤对”。[16]这三个遗憾全部落实，汪中只活了50岁，至死也未能腾达，著述虽流传后世，却又残缺不全。而今日，我写这汪中传，也不能有他的精灵来晤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