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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都在拼贴城市吗?:读《拼贴城市》有感——转载

(2011-05-17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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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柯林·罗、弗瑞德·科特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 2003

   《拼贴城市》是一部对现代城市规划和设计理论进行哲学式批判的著作。在书中所及的时代,工业化国家正在经历着“现代城市”的煎熬,城市规划师和设计师试图找回失去了的世界。《拼贴城市》引入“拼贴城市”(Collage City)这样一种城市设计方法,试图把割断的历史重新连接起来。
  谁说我们已经建成了“现代城市”?按照作者的观点,“现代城市”还没有诞生。尽管它有美好的愿景,但是,现代城市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或者干脆说,柯布西埃的“现代城市”只是一个“流产儿”。
  “让骆驼穿过针眼比把富人送到天堂还要容易一些”。但是,柯布西埃的现代主义却选择了后者,他们也因此在20世纪受到了无尽的批判。但在作者看来,现代城市无非是福音书中的“好消息”——当它头上的光环散尽,我们很难看到它是技术革命或它所宣称的那些原则的产物,只不过标志着一个他们认为较好的、合理的但却是割断历史联系的社会,展示了贫穷使徒时代的道德。
  事实上,城市规划从来就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的,而是在历史的记忆和渐进的城市积淀中所产生出来的城市背景上进行。所以,我们的城市是不同时代的、地方的、功能的、生物的东西叠加起来的。如果我们的建筑师和规划师是在已有城市结构背景下做设计,那么,作者认为,我们都是在“拼贴”城市,如同电影中的蒙太奇。当然,“拼贴”是一种城市设计方法,它寻求把过去与未来统一在现时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拼贴城市》成为后现代派城市设计的重要理论著作。
  乌托邦真的衰落和消亡了吗?这是作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作者把历史上有关城市的乌托邦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典的乌托邦;另一种是主张普遍道德和社会公正的批判的乌托邦,也叫行动的乌托邦。经典的乌托邦起始于柏拉图而衰落在中世纪,在文艺复兴时期演变成为形体上可见的“理想城市”。这两种乌托邦加上“理想城市”,使塞利奥(Serlio)用“喜剧场景”替换了“悲剧场景”。但是,直到今天,它的核心成分仍然没有展开。
  主张普遍道德和社会公正的批判的乌托邦是以牛顿的合理主义为基础的,兴起于启蒙时代后期。这种乌托邦认为,牛顿的科学可以把思维中的“理想城市”变成现实。但是,牛顿的理论仅仅是关于自然的,因此,我们必须把人孤立出来,还原为一个“自然的人”。这种把人与其社会和文化分开的想法经过了圣西门(Saint-Simon)、孔德(Auguste Comte)、傅立叶(Charles Fourier)、伯克(Burke)、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伊利亚(Sant’Elia)等几代人的论证,最终在伊利亚—基亚托尼(Mario Chiattone)的城市中被扬弃了,他们重新把人和他们的社会文化统一起来。这样,作者并不认为乌托邦真的衰落和消亡了,“现代城市”仍然在实现着普遍道德和社会公正批判的乌托邦的理想。“现代城市”在技术上是进步了,但是在整体上是一个退步。
  作者提醒读者,乌托邦没有因为现代主义的出现而断了香火,与柯布西埃的“现代城市”同时存在的还有“城镇景观”(Townscape)和“科学幻想”两个方向。在“城镇景观”这一支上,英国村庄、意大利山城和北非要塞都成了发展现代城市的模式,如奥尚方(Ozenfant)、西蒂(Camillo Sitte)、卡伦(Gordon Cullen)、雅各布(Jane Jacobs)、林奇(Kevin Lynch)的工作,其经典案例有“拉斯维加斯”和“迪斯尼世界”。在“科学幻想”这一支上,尽管建筑是现代的,却遵循着传统的风格,由古代城市模式来支撑,它的尺度是大都市的,反映了现代交通的需要,在设计上使用了计算机技术。当然,它也面临批判,因为它忽略了城市结构,割断了社会的连续性,使用了抽象的符号来表达其乌托邦的思想,假定现在的城市没有存在的可能。它的经典案例有,Archigram的“插进去的城市”,Term X的一系列工作。作者在这一章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应该为了未来而不是为了过去而怀旧?我们思维中的城市模式真的不允许我们诏示它的心理渊源吗?这个理想的城市真的不能同时既是预言又是记忆吗?
  在第三章中,作者认为,现代建筑涌进现存的城市导致了这些城市的蒸发,即只有建筑而没有城市。那么,我们应当怎样不会因为设计的单体而破坏了城市结构呢?他们建议,首先找到与周围建筑相适应的比例,确定合理的材料,同时消除与周边建筑的明显差异,以保证空间的连续性,然后确定什么是空间发展的倾向。如果空间是如此重要,那么,无限的自然空间一定比任何抽向的和结构的空间要重要的多。最后,作者认为,时间比空间更重要,要保持时间太困难了,我们的城市会失去它的特征,而变成“普遍的社会”。
  冲突的城市和‘什么都可以’的政治学”主张了一种当时流行的科学思维模式,即只要能够解决问题,什么都可以使用。如果我们承认逻辑思维与类比思维是相等的话,直觉与科学并存对未来也许是有用的。事实上,作者真正希望表达的是,在设计城市时,新的和旧的、现代的和传统的、地方的和世界的、私人的和公众的总会发生冲突,我们应当使我们对城市的思维具有包容精神,为什么不允许对话,为什么不允许实践呢?如同K·波普讲的那样,为什么不允许这个游戏继续下去,为什么不去试试?作者以罗马城市建筑中的冲突来证明,拼贴而形成冲突并非不可行。罗马城中有许多看似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它们在帝国城市结构中拼贴在一起,形成了远比巴洛克式城市要多的冲突。罗马就是一个拼贴起来的城市。

  为了解释“拼贴”的设计方法,他们以毕加索的“牛头自行车把”为例:记住原先的功能和价值,改变结构,试图混合,拓展和回收原有的意义,放弃原先整体的功能,记忆,预期,记忆与智慧相结合。面对“牛头自行车把”,我们无法回答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过去的,什么是现在的。
  按照这种毕加索式的拼贴方式,我们也可以在思维中形成“城市”。当我们拼贴起一个城市,我们无法恰当地回答在我们的城市里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过去的,什么是现在的,所以,最好用拼贴来解释我们的问题。拼贴、建筑师的意识,作为技术的拼贴,作为思维状态的拼贴,都是一种中断的或间歇的方式,它不过是“什么都可以”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当我们思考一个拼贴的城市,我们从美学的思维转到了形而上学思维,这样,看上去真实的,其实是假的,而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思议的,却是真的,因为,拼贴的城市有很少的复制成份。
  作者认为,把对象从它原先依存的结构中抽取出来的拼贴方式,是现在处理乌托邦和传统问题的唯一办法,不仅仅是建筑、城市设计,社会问题也可以通过“社会拼贴”的方式来解决,只是它与品味和习惯相关。“拼贴的城市”肯定比“现代城市”更具有包容性,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可以无选择地包容一切。拼贴城市理想的“开放城市”与K·波普理想的“开放社会”一样,都是想象的,因为,科学已经把历史论和心理学放逐得太久远了。尽管现实的城市有不胜枚举的弊端,但是,人们还是宁愿选择它,而不去选择抽象的完美无缺,因为抽象的完美无缺无法商品化。
  拼贴城市设计方法的核心是和谐。按照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思的说法,和谐存在于结构和事件之间,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以及内部和外部之间。所以,拿什么来拼贴城市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受到整个城市结构的控制。这样,作者又回到了第一章的论点,乌托邦真的衰落和消亡了吗?在他们看来,乌托邦没有衰落和消亡,因为乌托邦是集中和保护观念的“曼陀罗”,同样,传统不能离开乌托邦。拼贴是一种“取其精华”的方法,它使用这些“精华”,同时又怀疑它;它也是一种战略,它把乌托邦变成了可以想象的,它允许我们接受乌托邦中的一些成份而不必接受乌托邦的整体;它通过乌托邦中那些不变的和永恒的幻想,来推进变化、发展、行动和历史。
  《拼贴城市》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的人”不同于“社会的人”的地方恰恰在于“自然的人”。更确切地讲,猩猩与它千年前的祖辈没有两样,每个生命从头开始,每天对于它总是新的,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记忆;而社会的人可以用他的记忆、建筑、文字等等回到过去;人是历史的,而不是“自然的”。人类的历史不同于“自然的历史”,因为,人类的历史不会回到它的开端。我们也不可能把人还原成一个“自然的人”,让他仅仅服从牛顿力学。如果我们割断历史,就等于把人降低到动物。“不要割断历史”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也是我们做城市规划与设计时要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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