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及勒·柯布西耶,就无法理解二十世纪的建筑,他不仅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个人建筑作品,而且赋予我们许多形、思想、城市发展的构想和对历史的思考,没有其他的建筑师能在那个时代掌握如此多层面的问题。勒·柯布西耶是建筑师、画家、雕刻家、城市主义者和作家,甚至是一位反思人类现代生存状况的哲学家,象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乔依斯(Joyce)或毕加索(Pablo Picasso),他赋形于思想并反映时代精神,用一种普遍性的论调来阐释他的发现和智慧。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些伟大的发现已经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二十世纪的建筑师很少有人不参考他的例子,而且有许多人只是简单地模仿他的一些发现便获得荣誉。沃特·格罗皮斯说的也许正确:“勒·柯布西耶创造了新的价值尺度,这足够丰富后代的建筑师了。”
勒·柯布西耶的形具有惊人的诗意,这是无可质疑的,但要真正理解他的形,必须抛弃关于形本质的简单理论。勒·柯布西耶的形源于矛盾的冲突和极化的融合:在他对未来乌托邦畅想同时,转向历史,从传统中寻求灵感;在他对完美理性追求的同时,积极地探索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崇拜现代技术具有创造无限力量的同时,他虔诚地希望寻找到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 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同时对地方文脉持有一种特有的敏感性。这些矛盾和冲突的主题经常反映在形对比之中,即使是在最明显和简单的设计中都传达了丰富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勒·柯布西耶的形具有强烈的冲突和对比:方与圆、实与虚、聚合与发散、开放与封闭、透明和实体;他的形融合了具象和抽象,物质与精神;他从立体派所获取的不仅是造型语言,而且还有对传统秩序的解构。这些矛盾性和模糊性常常影响我们对勒·柯布西耶的理解。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勒·柯布西耶改变了一些他在二十年代的形式和设计手法以适应地区的地形和气候的特点,同时他又积极探索了一些新的设计元素,把他绘画中的人文主义转入到建筑和城市的更大范围之内。他开始谨慎地对待机器时代的一些观念,从乡土主义中一次又一次地寻求最基本的形式。在土伦附近的曼德洛特夫人的别墅(Villa de Mandrot)和赛克斯特别墅(Villa le Sextant 1935)的石墙,巴黎郊区周末别墅(1935)的草皮屋顶,阿尔及尔蜿蜒曲折的高架路,反映了他在形式与思想上的重大转变。设计一个新形式,勒·柯布西耶从来不是把现有的形直接纳入一个新的体系,而是对老的元素重新思考,对它们进行全新的分析,以适合新的设计意图。勒·柯布西耶形的创造过程依靠一段时期潜意识的浸入,期间过程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他的思想在对新素材的感性认识和他内在的固有理念之间不断地跳跃。勒·柯布西耶形的思想体系是一种精美的神秘结构,各种素材从日常的积累中获取,而服务于他睿智多变的设计意图。
三十年代勒·柯布西耶拓展了他建筑语汇,改变了一些老的设计元素,如瑞土学生公寓的托柱(Piloti);同样创造了新的形式,如深遮阳(Brise-soleil)。虽然勒·柯布西耶三十年代的许多设计想法只是停留在图纸上,但这些却为他后期作品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同时也影响了勒·柯布西耶后期世界观的转变,使他对工业社会乌托邦的入迷和前瞻性,转化为对永恒价值的婉转评价和对自然的迷恋。在勒·柯布西耶后期绘画、塑雕和建筑的隐喻中,清晰地表达了他私人的宇宙观:关于太阳和月亮,男人和女人,机器时代和地中海神话。
勒·柯布西耶许多形语汇的深层结构源于他早期生活经历,在那时他学会如何从自然的表象中“获知它存在的内在规律”。自然是有秩序形的庞大系统,每个形在自然的秩序中都有适合它的位置,建筑师试图在自身固有形的类型中模枋并超越这种适宜性。他把肺的结构和城市流通做直接类比,把树干、树枝和小嫩枝与摩天大楼的核心筒、结构和深遮阳相类比(如阿尔及尔规划中的摩天大楼)。自然为确定的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远远超越于人类出于偏好的主观武断。勒·柯布西耶试图把这些客观的规律与自然的和谐用数学方式来表达,如“模度”(Modulor),其目的是把人类活动和宏观范围的秩序,如自然生物行为和宇宙运行相联系起来。他坚信帕拉第奥(Palladio)所宣称的:“建筑师应向大自然学习,同时模仿并超越由它所产生的事物的简单性。”
对勒·柯布西耶而言,单一的形能表现为多种图像,单个的图像也能采取多种形式。这样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海洋的轮廊线,它具有洁净的、有力的、流动的和国际性的含义。二十年代,它的造型在住宅中偶尔用作烟窗、平台和天花,在更大的尺度上应用于理想社区和新的城市形象。救世军大楼(Cité de Refuge 1929-1933)的“船体”行驶在巴黎工人阶级所居住的衰败的城市肌理之中,它为居民最大限度的争取了光线、空间和绿色。在后期的马赛公寓中,托柱上升起的居住集合体与即将远行的航船相类比,这艘体量宏伟和有着精美结构的航船反映了艺术家的地中海梦想:机器时代的人类返回到西方文化的根源——源于古老传统。
勒·柯布西耶坚信传统是他的“真正的大师”。他早期旅行参观了庞培悲剧大师的住宅或埃玛慈善院,似乎它们就是建筑的原型,雅典的帕提农神庙是形的杰出典范。年青的勒·柯布西耶在进入建筑领域时没有刻板的传统惯例束缚;他开始一段时期着迷于试图唤起新时代精神的新艺术运动,但很快背离了它;他蔑视十九世纪复古主义的武断,追随维奥雷-勒-杜克(viollec le Duc),寻求在普遍意义上“风格”的品质。在他形的形成时期,受到哥特,浪漫主义,伊斯兰,拜占庭、古典、文艺复兴,新古典和现代的范例的影响。他试图从各个不同时期提练出它们本质的特征,然后转化成为现代语汇,这种融合如此之多的风格而产生的形,对于一个许多世纪以前的建筑师来说简直是难以想像。在这种意义上,勒·柯布西耶得益于多元主义,丰富的历史知识并伴随着“风格的创造”。
同时,勒·柯布西耶在形的创造方面,熟练于不同文脉形式的融合:巴洛克的宫殿成为住宅的形式;“齐古拉”的形式(Ziggurat,译注:古代巴比伦等地的塔台形祭祀建筑)转变成为世界博物馆;同样,他机智地把中世纪的吊桥,转变成为救世军大楼入口雨篷。三十年代,他学习北非建筑适应当地气候的聪明方法,在五十年代他试图很快地抓住印度建筑的本质。总之,在特定例子的背后他试图抓住形的本质,在个人体验的背后他试图建造理想的形式。
因此,要对勒·柯布西耶真正理解有必要从明显形的方面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而不能简单地依靠“新艺术”、“新古典主义”、“国际式”和“粗野主义”等贴标签的方式来理解,相反应该集中在勒·柯布西耶如何把许多层面的意义浓缩在他的建筑中,把它们看作是符号的象征和对宇宙规律的反映。如果不理解勒·柯布西耶是画家,雕塑家,城市主义者和作家,是很难理解他形的语汇的,更不用说他关于自然、社会、历史和传统的理念。 他在自己构建的复杂体系中使历史、物体和思想具有新的意义,他的建筑是对世界富于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变形。如果说勒·柯布西耶对未来有所启迪的话,也许不在于对他形的模仿,而在于模仿并超越他变形的基本原理和过程及他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传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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