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是言语行为所涉及到的客观条件和背景，包括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特定的情景、特定的人物等，简单的说，语境就是运用语言的具体环境，或者说语言的运用离不开被规定的语境范畴，而设计作为一种特定的“语言”及社会活动，需要借助、并恰当适度的使用一定的语境，来准确疏理与表现设计中的物理场。设计的物化结果应该是设计师与受众的情景约定与技术响应。
　　在西方现代语言哲学语义学派里，语境是指词语使用中所处的环境，是精神意蕴和语言媒体的综合结晶，生成于“形式语义场”，艺化于社会环境中，透溢着时代的文化精神，体现着一个时期的艺术境界及特色，是表现力趋完美体现的重要载体和手段。
　　要讨论这个话题，免不了对社会历史和人文学形成之过程作个简要地回顾。从个人到家庭到部落乃至国家以至于世界，作为人类群体社会的基础单位便是“部落”与弗洛伊德比肩的著社会心理学家和和分析心理学的创始者卡尔 • 古斯塔夫 • 荣格。认为构成社会意识常态的关键是“部落群体意识”，他以意识与无意识、自我与自己为轴心，将不同时间、空间、文化，人性等结合成一个整体，构成他特有的思想结构。人类社会以部落为基本构架的，部落意识的发展造就了社会的发展和繁荣。部落构成社会，而社会构成国家。从史前社会到漫长的农耕时代，不同的部落由于生存、繁衍于不同的生态环境之中，受其地形地貌、天文气象、地理、化学、生物等诸多的差异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服饰、用具、行为方式与宗教科技，产生出形态表现不一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也就是说各具特色的创造性的生产力。体现出各具特点的生产力与以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各民族各部落籍此用于征服改进世界，同时也表达本部落民族对生活或说对世界的理解与主张。从中产生出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与地域性经济、政治，为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和政治、科技历史研究埋下了丰盛的宝藏。
　　从历史学的视角看来，历史从来就是一部文化发展变迁史。以中国为例，中国考古史几乎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史。文明起源之研究依据的是各部落（聚落系统），结合其所处的海拔经纬度、生态的位处来推断和分析其规律的发展方向。古代中国，基本由十四个强大的部落组成，分处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中国多部落特点。中国城邦成长于特定的地域，或者说处于不同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形成了独具风貌的地域文化。受限于交通与信息的缘故，地域部落是“咫尺鸿沟”，“横断一座山，老死无往来”，隔开一道水，语音不近同。所以自古便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说，更有“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之喻，可见地域不同，无论对人、还是对物的成长都有着至关重大的影响。这一物理特性也自然影响到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变化。历史学家习惯把聚落或说部落归纳成不同的部落类型来分析、识别和研究。A、单中心的向心型地区聚落系统（如陶寺群、日照群的封闭型聚落；B、多中心的竞争型地区聚落系统，如伊洛群的半封闭型聚落，豫北群、豫中群、鲁西群的少封闭型聚落，临沂群、鲁北群的封闭型部落；C、缩小型地区聚落系统，如陕西诸群的少封闭型聚落等。考古学刘莉教授所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通向早期国家之路》中指出：“开阔型地域中的部落群由于环境、地理而形成的便利交通之网络关系，势必造成聚落间的竞争加剧。”而借助彼此间的冲突、杀戮、掠夺而强化壮大了自己，也为文化的交流和农技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激发了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聚落以及聚落形态，从简单逐渐趋于复杂，从各自发展到斗争兼并，至共融、创新，演变成政权建立和形成因素，产生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形成国家权力话语，形成国家语境。中原大地的豫中群、豫北群、鲁西群及陕西诸群落的地区政体间激烈竞争和聚落间部落的危机距离（平均四十公里），势必加速它在宗教、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力度与强度。促使领袖加速成长。使中华文明的火炬与中华古政权点燃和诞生于古中国版图上并不富庶的这一地区，（夏商周政权与文化经济，成了中华古文明形成发展的源头之地，引领人类走进东方文明的探幽之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强势聚落与王者，为扩大自己权益范围，通过物理征服，著书立说，教义归宗等方式、方法去融合、扬弃新旧民族与部落的科技、文化、思想，去芜存菁，发展创新出新的饿政治、经济与科技文化。从五代十国的诸子百家到《《史记•始皇本纪》所载的，焚书坑儒，包括汉武帝为强化中央专制，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一系列事件中，或明或暗、或强或弱、或好或坏的民族发展轨迹。亦能清晰地看到中国从村庄走向城邦的历史演变，感受新民族的不断融入与发展。他们依照“标准”逐渐修正民族史，并共同创造、共同繁衍、婚配而成为我们今日所言的“炎黄子孙”。造就了多民族交映生辉融合发展的新民族和新文化，博大而精深的汉民族与汉文化。
　　在欧洲有着典型意义的案例，是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西班牙的历史一幕，现在西方史学家普遍认为，欧洲第一次的复兴不是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而是始于十三世纪的西班牙，十三世纪是一个崭新的社会、信仰上的自由，是这片土地赖以生存的基石。在穆斯林、天主教和犹太人及摩里斯科人“三文化共存”，东西方文化盘根错节中，在不同民族的融合中，各地的思想、习俗、发明创造，民间族裔通婚等，以及艺术、科学、生产技能，古代学问共生共荣，在如此多样化的因素碰撞中涌现出不断的新发现与创造力。造就了文明的全面繁荣，当然，随着西班牙的南北战争和“再征服”战争之末，而走向谢幕。此时，西班牙全境摩里斯科人基本被迫改宗，阿拉伯语被禁使用。加之闻名的“大驱逐”运动，正如奥斯•卡马乔指出的一样，这是宗教和文化的问题，不是种族也非民族问题，以至二十世纪西班牙界便有“我们是谁”之惑。的确，在一部民族的发展融合史面前，这个问题，太过于复杂而又意味深长。我们不能回避的是，民族的形成离不开发展、掠夺、改宗、融入、创造与融合等字眼。“我们是谁”的话题无论是从前还是未来，都将是永无止境的人类永久的心结。
　　当我们面临一个问题的解读，面对一个地域的解构，总绕不开物理性定义和社会人文学话题，诸如被殖民地文化与文化再生，更有工业革命运动何以发生在西方等等。
　　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讲，工业革命以后，随着以机器、技术为特点的追求城市化进程的划时代技术样式很大程度地替代了传统意义上的各民族审美样式以及审美定律，以技术作为最高的动力标准来发展社会的经济模式，折射影响文化及艺术样式、技术渗透的推广与适用，让世界逐渐“变小”，人们可以去到原本无法企及的地方，在此过程中，相对落后的地区在接受新技术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向发达地区靠拢，甚至看齐。弱小的文化逐渐被同化，渐渐丧失其文化特征，政治经济体制也慢慢“国际化”了，无地域时代的文艺和城市建设渐渐出现在我们眼前。
　　以城市形象的大道具——建筑来举例：由古至今，它从来就是政治、文化和经济的高度显现。只要时空倒退几百年，我们会欣喜的发现，城市状况与建筑形态在全世界各地区呈现千姿百态、各施其法，生动而有特色，地域面貌差异显著，个性极为突出。无论是罗马石材为特质的西方建筑，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木构东方建筑，乃至形形色色、数不胜数的地域特征极强的个聚落建筑，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强烈地感知到建筑赋予的文化内涵与民族智慧。试看今日，无论在欧洲、美洲、还是亚洲，甚至在非洲，在现代主义思潮感召下，建筑的常态往往是千人一面，无以复加。在所谓当代性和国际性的外衣剪裁下，雷同的城市布局、相似的街景与商城、宾馆以及全球共享的连锁店，真有着不知今夕是何夕、不知置身何处的感叹。作为文化和民族语境的重要表演者，“城市建筑”的感受若何，我们不得而知。
　　梁思诚先生曾说：“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的衰落，至于消灭的现象。”也就是说民族可能犯上了“失语症”及文化精神“丧失症”，民族、文化的载体被击沉。无独有偶，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也说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衰败，首先是文化的衰败。”怎样来理解这样一个问题变成我们思考的关键。前面我们说过：一个部落、一个民族至一个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总离不开民族间的渗透与交流、兼并与共融这样一个循环熔炼的过程。随着岁月的洗礼、发酵，早已让人莫辨孰骨孰肉、孰你孰我了。民族与国家它不可能是思维静态的，它的发展变化、风格样式、文化精粹也都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体态、风范。当我们意识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那一脉相承、生生息息、不曾间断的、向心发展的民族力量，那就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教义和信仰。
　　斯大林对于“民族”的表述是：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而“民族精神”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一个民族区别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是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可和接受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总和。文化形成民族精神的基石是民族传统，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文化来谈精神。比如说，我们中华民族在漫漫五千年中，以儒学文化体系为基础，提倡的是“仁义治天下”、“以礼治国”，这就造就了我们平和、宽容、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后工业革命到今日的信息化时代，世界高度技术同质化，高度产业一体化，引发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势必导致文化的反省。人类的第一需求是生存。生存得以满足后，自然就是文化的需求了。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尊严，是一个民族繁衍生息的根本。城市、建筑、环境，到今日所言的室内空间设计，从来都是摆在表达民族言语的显要位置的。代表性的城市、代表性的建筑与空间设计，应该是民族或说是国家语境的直接第一发言人。古代、现代、未来的文明如何发展，是并轨还是一元或多元发展？文化的衰败导致民族的没落，而没落民族的文化必然衰败。此两者是唇齿相依、荣辱与共，无法割舍。从另一方面来讲，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取代，也包含积极的一面，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扬与弃的过程，去糟粕，留精华，适者生存原本就是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一元发展或是多元发展也可说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我国建筑空间设计史历经了多个时期： 秦汉，中国建筑的木构架体系、院落式布局基本定型；宋代，中国经济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发展，唐宋，大型建筑布局舒展，前导空间流畅，个体建筑结构合理有机 ，注重意境的园林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中国古典园林重在写意，融自然美与人工美于一体，以建筑和人工建造的微缩山水、岩壑、花木等一同表现某种艺术境界。宋代颁行了有关建筑设计和施工的完善的建筑技术专著《营造法式》，中国建筑在工程技术与施工管理方面达到新的水平。  元代宫室建筑也承袭了唐宋以来的传统，而部份地方建筑则继承金代，在结构上做新的尝试，使用大内额构架，大胆运用减柱、移柱法和圆木、弯料，富含任意自由奔放的性格。 元朝以后的装饰纹样倾向平实、写实的路线，宫殿建筑的色彩和图案为精密研究，风格秀丽且绚烂。元代的建筑继承唐宋的余韵，同时为明、清建筑的发展奠定基础。明清建筑具有明显的复古取向，官式建筑由于形式上斗拱比例缩小，出檐较短，柱的生起，侧脚、卷杀不再使用梁坊的比例沉重，屋顶柔和的线条轮廓消失，故不如唐宋的浪漫柔和，反而建立严肃，拘谨而硬朗的基调，明代的官式建筑已高度标准化，定型化，而清代则进一步制度化，不过民间建筑之地方特色十分明显。明清在建筑方面指定了各类建筑的等级标准、规划严整。
　　在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中，我们强烈感觉到民族的特有语境，我们宛若进入了被置换时间的空间情景，猜度着建造者与设计者各种政治背景下科技水平与美学思想。毫无疑问，它们是经典的中国民族建筑。时下，东方风格、中国风格往往把我们限定在某个含义下的某个语境，是汉代、唐代、宋代、元代或是明请语境，从我们近代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工业革命的前期，北京有欧洲式样明显的圆明园，30年代的上海外滩的租界建筑，广州的沙面建筑、青岛的八大关的德式建筑，有些是为洋人所建，有些则为中国人自发兴建，还有王公所为。像圆明园是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向洛可可风格发展的一种痕迹和延续，从以上各种不同的语境下，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国建筑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演变脉络。我们在高举国际化的旗帜的同时，怎样梳理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是高呼民族性即使国际性，那今日民族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发展应以怎样的姿态显现，民族精神怎样发扬光大，中国当代设计语境的追求与描述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成为今日最为严峻和重大的课题。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不能产生由国家权力至民众的共同文化自觉与时代语境。就会被动，就会丧失自我的创造力和竞争力，而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洪流中，犹如消失的部落……
　　找到当代空间建筑设计的语境，发展弘扬中华精粹，是政府需要重视的工作，也是文化学者和设计师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更是我们全社会有识之士的理想和任务。
　　现在我们经常提到的“东方”或“西方”，这涉及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因循历史沿革、地形地貌、气候特征、风俗习惯的不同，而产生多种多样的民族的风格与精神。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有着典型秦汉风貌、或具唐宋风采又或是有着明清风尚的各色建筑，以建筑作品或装饰作品呈现在我们的生活情景当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或明朝的影子甚或汉代遗风。可是，这些是否就是我们中国真正的设计语境？而一向受到大家推崇的“东方特色”，又应该如何表达？张扬“东方特色”是一种风格，还是一种精神？它在与各个专业的设计语境共融的过程中，将会整合出怎么样的一种当代语境。
　　语境的不同对语言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对经济，甚至国家的作用也不可小视。以中国景德镇的瓷器为例，如今，艺术拍卖市场最为昂贵的中国艺术工艺品仍为景德镇粉彩瓶、碗，价格高达数千万元。想想十五世纪的广州港，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入此地，它们整船整船的把代表当时世界最为先进的陶瓷工艺流通到了世界各地，瓷品中的中国山水、庭榭楼阁、人物、服饰、民俗等经典的中国样式图像影响了全世界。在整个欧洲揭起了中国热，中国的英文名，也被冠以CHINA（昌南，景德镇当时为昌南镇）。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情景发生了变化。试想，一个战败的过度，技术不再成为独享的时刻，语境自然发生莫大的偏移。“粉彩”摇身变为“广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已是英格兰情调的“洋美人”与玫瑰花了，紧接着欧洲瓷器业蓬勃兴起，中国陶瓷从此凋落，外汇资源遭受重创，国库羞涩，中国旋风渐失。
　　再举一例，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显示与国际接轨开放姿态，不管是毛巾还是任何的产品、商标，平面设计师都很乐意在产品中文名称之后同时使用英文字母的样式，甚至是大大的英文配小小的中文。即便无对应的注释英文，怎么也要加个拼音注脚，以示产品的国际化意味，标榜其产品“拥有”先进部落的印记。这“国际性”图像往往是汉语拼音，因为不懂英文，但在中文旁注释拼音标识，会使产品的设计看起来显得更国际化、更洋气、更时尚，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具这种特色的语境来显示自己与国际化套路接轨的描述模式。具中国典型意义的《孙子兵法》，为了显示更国际化的样式、更有时尚色彩，加注 SUN ZI BING FA，便自以为是的有了国际化的意味，自以为留下了先进部落的痕迹。更有甚者，有的人穿着印有不雅的英文文字的衣服招摇过市，不以为丑。只因这些不雅文字在他们眼里，根本没有解读到文字的内容，只是接收到图形的美感而已，仅仅因为这种图形是非本民族的，是所谓先进部落的，故而立刻被同构化了，其文字的示意反倒显得非常的次要且无足轻重了。当然，这也绝非国人的“专利”，我们也同样可以见到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洋人身上，曾记得，也有洋人将“尿素”字样的衣服穿在身上洋洋自得。皆因为那字样在他的眼里正是够酷的图案所致，这是语境转化的反面例子。
　　一旦语境得到正确转化，就可以令我们得到比语言本身所表达的更具感染力的情景感受。适当的语境即适当的环境与时段，可以令观者得到比建筑功能性本身更高的精神享受。
　　民族自信心的兴盛，包括文化自信心的传承与复兴，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例如，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现代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香山饭店位于西山风景区，在拥有四时景色各异的自然景色下，设计师采取现代主义框架结构，运用东方审美哲学，让建筑与自然天地人合一。建筑布局构建上使用了大量的天井、白墙、屋檐等的传统民居语汇，环境中借鉴苏州园林中月亮门、径、榭、亭等道具，以小见大，曲径通幽，令整间饭店与景观融为一体。充分利用原有山型、植被、古树、景观，展示一派中国风范，儒雅得体，不失当代建筑语感，是中国当代设计语境的有益尝试和成功的范例。再如：林学明的“北湖九号”、李智的“炳胜”都是中国设计语境探索路上的先行者。
　　社会的发展我们似乎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经济的高速发展不能不促使我们加快上层建筑的建设步伐，先贤们在汉朝开通了促成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线——丝绸之路，成就了亚欧两大洲文化、经济联系的纽带；到了明代，多民族国家得到发展和巩固，承袭两宋特别是南宋以来商业贸易的飞速发展，城市经济繁荣，手工业发达，海外贸易频繁，在文化与经济为世界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身处和谐社会，国人由早期较片面的追求经济以解温饱到如今渴望提高综合国力，增强民族自尊与自豪，重拾中华文明之辉煌，就不能再无睹当今世下，现代主义平民建筑千人一面的模样和毫无意蕴的“材料建筑”更不能被洋设计一统中国的局面，长此以往我愿相信，政府培育扶持，全社会与设计师一起努力，我们优秀的文化艺术有机会能够得到更好的体现。设计语境能够成功的转换，能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拓展人类文化，使整个民族乃至其他民族都可以欣赏及感受到其精神内涵，进而继续引领世界文明的熊熊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