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藤忠雄

    他站在聚光灯下，有些矮小、瘦削。年届70岁的他，头发微白，背开始有些弓了，唯有一双眼睛仿佛与年龄“格格不入”。那是一双灵动的大眼睛，总是转个不停，像一个好奇的孩子，不停在看，不停在思考。
　　一身灰黑西服，白衬衫，他微微鞠躬。是日本人独有的谦逊。可是翻看他的建筑作品——方与圆套叠而生、光与影觥筹交错、虚与实相辅相成，却着实感受得到他骨子里透着的叛逆。
　　采访安藤忠雄并不顺利。从环球金融中心93层高的观景平台，到同济大学大礼堂外的甬道，再到多次往返于中日之间、从中文译成日文又从日文译回中文的信件，在我的心中，安藤先生的影像，慢慢清晰饱和。
　　他说：“我的一生，几乎都是站在黑暗中，不断抓住眼前最微小的光明，拼命向前实现梦想。”

　　每栋建筑都挑战一个梦想

　　安藤忠雄最近一次到上海，是受文筑国际的邀请在同济大学做演讲，同时宣传他在海南鹿回头岛的最新建筑设计——半山半岛美术馆和半山半岛音乐厅。因海南正在火热打造国际旅游岛的形象，这个项目成为了公众瞩目的焦点。
　　在安藤的设计构想中，两栋建筑是一个整体，一半在海上，一半在陆上——海上的镂空圆形建筑是半山半岛美术馆，陆上的方形建筑是半山半岛音乐厅。两者之间，有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小道相连，这小道堪与海平面齐平，周围便都是海了。
　　“我希望能够创作出这样一种场所：可以在众多参观者脑海中留下一个印象——这是一个新的中国，充满着希望。因此设计中导入的手法是‘门’。”安藤忠雄在他的作品里融入了海南的城市文化，“最前端的美术馆面向海面伸展，作为‘开向大海之门’，这道‘门’象征着从过去到现在，直至未来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入口。同时，它也是通往全世界的‘门’，连接着外面无限宽广的世界文化。”
　　然而，要使建筑稳稳地“漂浮在海上”，又要使用如此大范围的钢跨弧形结构，都是横亘在建筑学上的巨大阻碍。“我很担心是否能如期完成这个建筑，这是一个挑战。”他笑笑，坦言没什么把握，“海上的固定技术、建筑遇到风浪的措施，这些都是我目前钻研的问题，希望能顺利解决。”
　　他的笑容里，有些忐忑，但更多的是兴奋。
　　我却固执地相信，他一定能做到。因为在安藤忠雄的建筑生涯中，从来不乏挑战。他所接的很多项目都完成了从不可能到可能的飞跃。
　　他曾设计过一栋只有一米多宽的建筑。委托人是一位艺术家，有地25平米，没什么钱，要求却苛刻——房子里要包括一个画廊、一个工作室、一个卧室，最好还要有个大浴缸。所有人都以为委托人疯了，更“疯”的是安藤，他接下了这个任务。理由是，委托人和他一样，至少是一个敢于追梦的人。最终，他巧妙地完成了这座建筑，他把楼梯所占用的空间打通，实现了一整片上下贯通的画廊壁面。
　　他曾在六甲山坡度为60度的斜面上造起一栋20层楼高的房子。那还是在1983年，42岁的安藤颠覆了“常识”，将建筑“栽”在削平的陡壁上，宛如在绿树掩映的山麓上安放的混凝土玩具。这个设计被安藤称之为“画最新最美的图面”，这一画，前后共跨越了30年，最终完成了4期六甲山集合住宅设计，并因此促使电梯公司特别开发出倾斜的小道电梯。
　　这便是安藤忠雄独有的建筑勇气。他说：“每一个设计，都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的延续。每一栋建筑，都在挑战着一个梦想。”

   从拳击手到建筑师

　　挑战、不屈、坚韧、执著，这些深深刻在安藤忠雄身上的印记，如果要追溯源头，也许，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安藤忠雄出生在1941年的大阪老街，是双胞胎中的哥哥，从小住外婆家，小时候功课总是倒数几名，没事就到住家附近的铁工厂、木工厂闲晃，跟着工匠师傅学做一点东西。那时的他，没什么梦想，也许这样一直走下去，他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木匠。然而，命运却阴差阳错地在十字路口拐了个弯。
　　高二那年，安藤跟着弟弟学习拳击，一个月内竟拿到了拳击手执照。那时日本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每月起薪是1万日元，他在第四场比赛就拿到了4千日元，而且又有许多出国比赛的机会，这促使安藤走上了职业拳击手之路。
　　拳击是一种孤独的运动。在近8年的拳击生涯中，安藤学会了靠着自己的毅力与努力去打比赛，战绩还不错，23战13胜3败7平。可胜利的喜悦却无法让他看到未来的希望。与此同时，一本在旧书店里淘到的勒·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集却让他心底深藏的建筑梦“破土而出”。
　　“我的自学之路最初就是以摹画他的作品开始的。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不断摸索‘建筑到底是什么东西’。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许多人聚集在勒·柯布西耶设计的朗香教堂，那之后我开始思考——建筑，就是创造出一个地方，把人聚集起来使人可以相互对话的一种行为吧。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想，我的建筑，也要能让来访的人们感觉到希望的光芒、能够促进人们互相的对话交流。”
　　1965年，24岁的安藤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怀揣着做拳击手赚来的钱，踏上了环球之旅，他乘着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到莫斯科，然后走过罗马万神殿、希腊神庙，看到巴黎的城市改造、纽约的中央公园建设，最后到达印度。在印度圣地贝拿勒斯时，他预感到了今后人生轨迹会发生巨大变化。在《安藤忠雄论建筑》中，他详细描述了这种预感：恒河里有许多人在沐浴，旁边还在火葬死者。异常的恶臭，强烈的阳光，漫无边际的大地，这一混沌的影像将人生存的意义全部显露了出来，并产生一种震慑的威力。他独自一人坐在岸边，不停地问着自己，人到底是为什么活着?
　　在人生的某个特定的时刻，拳击手和建筑家，奇妙地转换了位置。
　　1969年，安藤忠雄在成长的地方，开了一家自己的建筑事务所。
　　在随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安藤都默默无闻。他的初试啼声，是在1976年，他完成了代表作“住吉的长屋”。这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从中庭可以看得到天空，但是地方不大，如果要上厕所，需要从屋外沿着扶梯走下来，雨天的时候还得撑把伞。这在当时的日本建筑界是颇受争议的作品。在其中，安藤忠雄第一次将自己独一无二的理念融入到建筑之中——建筑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是一个脆弱的、理性的庇护所。
　　他说：“通过将自然和光引入那些与城市环境相隔离的简单几何体中，我创造了复杂的空间。我把非凡注入到最为平凡的住屋之中，并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平凡。”
　　这仿佛是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美学风格和封闭空间，狠狠的抽了一记耳光。

    建筑是让人感受自然

　　如果细细品味安藤忠雄后来的建筑作品，无论是日本京都府的Time’s I，或是美国沃斯堡现代美术馆，又或者是建设中的海南的半山半岛音乐厅、半山半岛美术馆，上海的保利大剧院、上海建筑文化中心，事实上，都在不断重复着当年“住吉的长屋”的建筑理念。
　　不，应该说是不断沿着这条路越走越深。
　　让人的生活重归大自然的怀抱，是安藤忠雄孜孜不倦追求的建筑理念。其中，水与绿色是不可或缺之物。1989年，安藤接手“淡路梦舞台”的设计，当地政府给他3年时间完成建设，他又追加了5年。在这5年里，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与当地的百姓一起植树，25万株树苗把原本只是块荒地的淡路恢复成一块生态属地，等到绿树成荫了，安藤才开始造房子。当“淡路梦舞台”完工的时候，人们最终看到了安藤心目中的碧海蓝天与建筑交相辉映的美景。
　　水与绿色，还只是安藤建筑中的极小一部分。当他一次一次沉醉其中，他的设计变得越来越简单——由圆圈、方块、三角等简单的几何形状所构成;但自然的元素越来越多，光、影、风、雨;白昼、黑夜;春、夏、秋、冬的色彩，都是“鬼才”安藤恣意抓取的“素材”。它们被同时导入，呈现出了独特的建筑风范。
　　安藤说：“‘与自然共存’是我的主要课题之一。光赋予美以戏剧性，风和雨通过它们对人体的作用给生活增添色彩。建筑是一种媒介，使人们去感受自然的存在。”自然，慢慢的，从配角变成了主角。
　　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光之教堂”，位于大阪茨木。坚固厚实的清水混凝土形成绝对的围合，创造出一片黑暗空间，正前方，一个巨大的十字将墙体割裂开来，阳光从垂直与水平的开口渗透进来，照耀在地面上，形成了神圣的“光的十字架”。当人们坐在质朴的椅子上，仰面浸浴着金黄色的光辉——这才是超脱建筑本身的纯粹的震撼力。
　　这样的建筑风格，安藤也带到了中国。在半山半岛的设计中，他说：“我希望当大家站在音乐厅里眺望那个海上的美术馆时，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光线从海平面反射到空间里的感觉。”
　　在上海嘉定新城正在建设中的保利大剧院的蓝图上，安藤在没有水的地面上挖出了水，用数个圆筒状的孔洞空间以不同方向、不同角度插入到长方体建筑中，由此形成了建筑的骨骼，在单纯的框架中展开变化多端的空间。他说：“上海被称为‘东洋魔都’。上海特有的历史性产生了都市的混杂性。我试图通过形体来表现上海这样一个充满能量和变化的都市的激烈程度。”
　　设计上海建筑文化中心时，安藤则将马陆的葡萄园与建筑图书馆结合在一起，宛如被自然怀抱的“智慧乐园”，既有被建筑物围合的都市庭院的特点，又有向自然敞开的田园小院的特点，将香气也融入到建筑的理念中去了。
　　林林总总的建筑，若是再仔细研究一番，可以发现充满了两极性。正如美国建筑理论家亨利·普朗莫对安藤的评价：华美的贫乏、空虚的盈满、开放的围蔽、柔和的坚硬、光亮的黑暗、模糊的清晰、浩瀚的荒僻。大约，便是叛逆如安藤忠雄这样的斗士，从黑暗里执著地仰望光明，才看得明白这种超越了物质本身的两极性，并产生了安藤忠雄建筑世界里最具魅力的精神性。
　　“我不清楚还能再工作多久，但我希望我的最后一个设计，将是一个像‘住吉的长屋’那样大小的住宅，然后退出建筑界。”他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