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设计师全面学习西方平面设计的时候，靳埭强设计的中国银行的标志和视觉传导系统，在中国设计界引起很大的震撼，他以后的一系列作品，包括标志、海报、包装都有很突出民族传统借鉴的内涵，在国内影响很大。靳先生可以说是自学成才，他早年是学裁缝的，之后学设计，非常有灵性，很快就感悟到平面设计的真谛，把握自如，佳作不绝，成为香港设计师的杰出代表，很受尊敬。最令我震动的，就是他们对中国传统元素的学习和吸收，这种倾向和努力在当时国内设计师中反而是非常罕见的。

        如何将传统图形结合到现代设计中，是靳先生一直在探索的方向之一，中国传统图形比文字的历史还要长，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先民就开始使用图形来传达思想与沟通感情，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与刻绘在崖壁上的岩石刻等等这一些不仅记载下了先民对自然的理解与期盼，同时也成为了人类最早的图形艺术。中国的图形艺术不仅起源早，而且不断得到发展，虽然时快时慢，但从未中断，如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图形；春秋战国时期的蝌蚪文、梅花篆；汉代漆器上的凤形、唐代的宝相花纹以及后来出现的金文形态等。中国传统图形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在自己的发展和演变中，既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又有多姿多彩的风貌，它们以其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些图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沉淀、延伸、衍变，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体系。

    靳先生属于最早将传统图形元素衍生后，再运用到现代的标志设计中的一个大师，他的探索，主要是从传统图形的“形”、“意”、“势”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与沿用：
　　“形” 是指的图形所表现出来的物象外形与结构。中国传统图形与现代图形的造型方式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比如主要注重的是实形（或称为正形）的完整性与装饰性，关注形与形之间的呼应、礼让和穿插关系，在组构时多遵循求整、求对称均齐的骨式。如由黑白两个鱼形纹组成的中国最原始、最基本的吉祥图形“太极纹”；由两个娃娃的头、身、手、足巧妙连接而形成的上、下、左、右都能看到四个娃娃的“四喜人纹”；还有用五行、五方观念所形成的九宫格，米字格图形以及由鱼形特征构成其基本笔画的鱼形文字和以车形特征构成其基本笔画的车形文字等。

　　靳先生和刘小康合办的“靳棣强－刘小康设计有限公司”标志，就是在公司“以人为本”理念的同导下，采用了代表“同心双合，彼此相通”的“方胜”这一传统吉祥图形作为其基本框架。司标原形虽然取自“方胜”，但靳先生基于对传统图形内涵的深刻理解，没有对原形如实照搬，而是经过了形的提取、衍生和再造，使之更加具有东方民族个性，也更加适应以后的展开使用。国内平面设计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陈汉民老师曾经就这个设计说：“我认为靳先生这一设计之所以成功，其一，是民族性和现代感的结合，且自然贴切，无牵强之感；其二，司标注重理念，内含容量大，富有哲理，供人联想；其三，形象可变异性，而且应用很好。当然，这首先是原标的‘功劳’。”

    中国传统图形，除了有很典型中国感觉的外形之外，其背后都有吉祥含义，这就是所谓的“意”了。通过图形传达对美好事务的希望和憧憬，是图形的意义所在。有了形、意，再加上“势”，传统图形的应用在靳先生手里就好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舒畅。他设计的中国银行的标志系统，用一个古钱图形和“中”字套起来，加上郭沫若浓墨酽酽的四个大字“中国银行”，砖红色、白色和黑色，那才是醒目，我看绝对是中国少有的好企业形象设计。

　　靳先生为香港荣华饼家设计的标志，也是沿用传统图形吉祥寓意的一个很好例子。创业于1950年的香港荣华饼家已有50多年的历史，它标志的基本元素是方饼、牡丹花和明月。在标志中，“方饼”这一元素是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牡丹花”与“明月”都是传统图形，并且牡丹花给人雍容华贵的感觉，与明月一起也就有了花好月圆的吉祥意味。荣华二字是书法，中国图形和书法是同源的，“荣华”二字的笔画有很多不规则的弧线，但很有特点，象牡丹花的花瓣。而牡丹花图案通过修改、强化、重新造型；金色的花，蓝色的饼，很中国，很传统，很吉祥，也很现代。

    靳先生最近这些年除了对中国传统图形有很浓厚的兴趣之外，也开始对笔墨有越来越大的兴趣。设计界有些肤浅的人，对国画是不屑一顾的，认为国画对设计毫无用处。象靳先生这样在香港首屈一指的设计大师，如此投入地在欣赏水墨画，让我对他的精神追求有了个新认识。后来看他设计的一些新作品，都有水墨的使用，非常精彩。在我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副院长办公室里，就有一张靳先生送我的他设计的海报，自由的水墨笔触和工整的几何绘图结合，很有韵味，我非常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