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的更美好而聚留于城市”。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城市文化”已经成为今天全球学者不得不探讨的话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值得人们骄傲的城市,当然,也有更多的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问题。但无论是英国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还是美国建筑师赖特提出的“广亩城市”理论,亦或是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主张的“把乡村搬进城市”,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城市的发展。
我们有着五千年的华夏文明,而我们的传统城市布局也曾经在世界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经过近现代城市理论的洗礼,我们却渐渐迷失了方向。就像当年“梁陈方案”被否决是因为我们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太深,而今天,我们仍然受西方城市的影响,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色。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三。
对自然环境的不“友好”
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但谁又能说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天人合一”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人定胜天”的理念可能对今天的我们影响更深远。在我们看来,很多时候大自然就像我们的“敌人”,而我们人类则时时想着要征服它们。
古代的“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虽然在今天的教科书上我们一直用这些案例在强调人类永不服输或永不气馁的精神,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就是一种要征服自然的野心在“怂恿”人类去做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今天,我们仍然在重复着这样的举动——大肆地破坏自然环境,无所顾忌地毁坏着我们前人留给我们的文明,以至于我们的城市正在失去自己的风格。我们“剥夺”了乡土植物的生存权利,而让那几种没有内涵、没有根基的黄杨和女贞“横扫”我们城市的大街小巷,而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是为了我们城市的整洁,为了我们城市尽快现代化,孰不知这是一种“反其道而行”的做法。
著名哲学家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里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同样,爱因斯坦也告诫人类:“人所具备的智力仅能够使自己清楚地认识到,在大自然面前自己的智力是何等的欠缺。如果这种谦卑精神能为世人所共有,那么人类活动的世界将会更加具有吸引力”。
对华夏文化的不“自信”
大家都在说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故而我们的文化也是博大精深,但什么是“博大精深”呢?这同样是一个宽泛而又令人无法感受的模糊词汇。
中国的宗教、医学、儒家思想都曾在世界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是“四大发明”更是让我们自豪。但经过近现代的历史,却使得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感和认同感产生了怀疑。
中国之所以被尊称为“世界四大园林之母”,关键是我们丰富的植被资源首先被一位英国的植物学家所发现而传向世界;同样,中国的古典园林巨著“园冶”也是首先被日本人发现其珍贵的价值,而最终传到世界的很多国家,并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在华夏文化的史册上也留下了像“开元盛世”、“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这样的辉煌时刻,也出现了国力鼎盛、人民安居乐业的经济盛况。但我们在思想上却出现了骄傲自大的情绪,正如西洋使者首次将西方现代科技如洋枪、洋炮和“西洋玩意”带到中国时,中国人却对这些高科技不屑一顾地扔到仓库中,以至后来西洋人攻陷中国城池后,对在仓库里面发现他们的“科技”感到不可理解。
古人说:“学尔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城市的专家学者及决策者。
改革开放后,我们急于想摆脱旧有残破的城市面貌,于是我们向西方“取经”,可悲的是,我们求取的是他们表面的、失败的城市做法。大广场、大草坪及千城一面的“国际化”使得我们的市民逐渐分不清“回家的路”,因为城市正在使他们失去一种安全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为什么?因为我们认同的是西方现代的帝国景观,如罗马王朝恺撒大帝时期的帝国景观,而对自己“康乾盛世”的认同感却在逐渐消逝,这对于一个民族是非常可悲,也是非常危险的。
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使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我们极力去研究西方,而对自己的文化却越来越少顾及,有时反不如外国学者对中国某些文化研究的透彻、深刻,虽然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国际化、现代化,殊不知这是一种虚假的、没有地方文化的“现代化”、“国际化”,我们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功利”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今天的城市化中,城市决策者的主观意志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大部分领导都想在自己的任期内,使得城市面貌越来越现代化,更何况评价一个政府官员是否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看其为城市做了怎样的改观,尤其是表面视觉上的变化。于是,城市决策者极力去做表面文章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在今天,评价一个人的政绩,不应只看其为城市做可什么,还要去看其为城市“保留”了什么,市民的幸福指数是否有所提高。这才是最重要的!正如有专家分析前段时间为什么那么多城市遭受洪水“淹没”的原因时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基础设施,尤其是地下管道基础设施陈旧、老化而跟不上城市发展需要造成的,每年都有城市遭受这样的危害,但我们的城市主管部门却很少思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为什么?因为拨到“地下的投资”是无法改变城市的表象的,这样也就很难说自己做出什么卓越的成就,于是也就很少有决策者“舍得”往地下投资了。
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改变政绩考核标准、改变观念才是最重要的!
著名建筑大师沙里宁先生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报复。”那么我们能从我们的“城市之书海”中看到什么呢?
记得20年前,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主席帕白森先生对我国的城市规划建筑界讲过这么一段话:“在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的城镇正趋向同一种模样,这是很遗憾的。我希望你们研究中国的文化、城市真正原有的特色,并保护、改善和提高它们。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太珍贵了!不能允许它们被西方来的这些虚假的、肤浅的、标准化概念的洪水所淹没。我确信,你们遭到了这种威胁,你们要用全部的智慧、决心和洞察力去抵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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